□张维迎(北大经济学教授)
何怀宏的《新纲常:探讨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符合时代需要,当下中国确实需要新的伦理纲常。他提出了一套系统的道德行为准则。当下中国道德的危机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我们也得承认,改革30年来总体上是有所进步的。从“文革”期间说打倒谁就打倒谁,到现在我们觉得见死不救已经不正常了,这总归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至少说明有了道德觉醒。但现在我们确实面临道德危机。
这本书中有关儒家思想的观点我基本上同意。我在《博弈与社会》一书的最后一章也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并不认为儒家是主张不平等的,儒家的等级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激励机制,鼓励大家做“君子”不做“小人”,解决社会合作中的“囚徒困境”。其实不仅儒家,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伟大的思想家(我称之为“制度企业家”)都是在为天下立“道”,使人类更和谐,更好地合作。我总结了他们有关人类行为准则的共同之处,包括以人为本、推己及人、互助相爱、诚实守信和奖善惩恶。
但是,本书有些地方我觉得需要商榷。这本书大体上是“旧瓶装新药”,对于那些药我不反对,但装在旧瓶里能否起到我们所希望的效果?我有些担心。因为传统的道德规则建立在以“义务”为中心的基础上,现代社会的道德规则建立在以“权利”为中心的基础上。这本书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作者认为,强调所有人都要履行平等的义务,实际上也就是认可所有人的平等“权利”了。这个问题比较大。说一个人有义务用自己的财富帮助另一个人,不等于说后者有权利获得前者的财富。权利是自主的,是自然赋予的,别人不能剥夺,但义务是不同的概念。在一个人们不能享有正当权利的社会,人们很难有义务感。现实来看,当今中国社会出现道德危机,很大程度上是人的权利不被尊重,人的权利被否定,包括私有产权制度的破坏。
计划经济的做法把产权、物权都破坏了,我们今天仍然在承受它的后果。我们搞合作化是什么意思?原来的农村,勤劳、诚实的人最有生存能力,最容易发家致富、繁衍后代,但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把地主、富农要么杀了,要么让他们低人一等,勤劳、诚实的品德也就在农村消失了。农村是这样,城市是否如此?也是一样的。公家的东西,能偷就偷,没有人觉得心不安。过去讲“书窃不算贼”,计划经济下是“偷公家的东西不算偷”。现在搞市场经济,但我们并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础,也就是没有完善的私有产权制度。市场竞争讲的是信誉,而要让人们有积极性讲信誉,博弈必须是长期的、重复的。但现在人们都玩一次性博弈,赌博性的博弈,赚一把算一把。为何如此?因为没有好的产权制度,产权安全没有保证,大家就没有稳定的预期。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道德危机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我们否定人的好多基本权利,也就是人们追求幸福的权利。没有权利时,怎么让他有义务,怎么让他讲道德?很难。否定公民的权利对应的就是政府的特权,政府的特权最后导致的就是各种不公和腐败。道德是建立在公平、正义之上的,没有公平就没有道德可言。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恶行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我知道一个人,大学毕业后考公务员考了三年,尽管成绩每次都名列前茅,但每次都没有被录取,因为他来自农村,没有硬的关系。结果是,他对这个社会充满了仇恨。
“新三纲”如果不能建立在公民权利的基础上,搞不好最后变成新的语言腐败。“语言腐败”是奥维尔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偷换概念,说的一套,做的是另一套。道德的基本要求是人要诚实,诚实的意思是言行一致,语言是表达我们心里的东西。
对公民权利的否定还会导致合法和合理的矛盾。一个正常社会,合理的就应该是合法的,合法也应该是合理的。但我们的社会经常是合法的不合理,合理的不合法。这种体制一定会导致没有道德和诚信。比如一个医生,正常合理的话一年应该拿到比如50万的薪水,属于高收入阶层,这时候他活得体面,有尊严,职业道德自然就有了。但现在合法的收入只能拿到5万,最后就产生了“红包”收入。拿到红包后收入可能达到一百万、两百万,但他已没有了尊严,因为是偷偷摸摸拿的,这时候医生怎么可能有职业道德?再看电视台的名主持人,若按市场价码,年收入应该有好几十万,现在不行,只给你几万的工资,但给你每月几万的报销额度,谁会把几万的额度都请客报销呢?于是,假发票市场就出来了。类似的情况在中国非常普遍。我们否定了个人获得合理收入的权利,公私就不分了,“报销”这个东西对中国人的道德损害是非常严重的。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中国应该建立的是以权利为中心的社会,而不是以义务为中心的社会。如果完全以义务为中心建立道德规则,这些规则看上去很好,但可能起不到真正的或者作者本人所期望起的作用。
我另外一个看法是,在今天谈道德问题时,若回避市场,那可能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新的道德规则一定要建立在市场基础之上,市场秩序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秩序,并且我认为它是最好的道德秩序。我的观点可能跟很多人的观点不一样,有部分人认为我们的道德是被市场破坏的,对此我不赞同。我曾有一篇文章《市场经济最道德》,我认为一个社会的道德应该建立在自由选择、公平、正义的基础上,而市场经济就是自由选择、公平交易、正义分配。现在世界上哪些国家道德秩序最好?哪些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融洽?哪些国家人们最有同情心最有爱心?不是反市场的国家,恰恰是市场经济的国家。我们知道美国是全世界最市场化的国家,美国人的道德水准也是全世界最好的,美国人的慈善捐款额平均起来也是最高的。美国做过一次调查,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大政府好还是小政府好?结果发现,主张大政府的人捐款远远少于主张小政府的人。调查还有发现,主张大政府的人如果收银台多找了钱退钱的可能性更小,提供的志愿者服务时间也更少,也更不愿意对无家可回的人提供帮助。中国也有一个例子,茅于轼教授是最相信市场经济的中国经济学家,也是做慈善活动最多的中国经济学家。为什么更相信市场的人,在非市场领域表现更为出色?因为主张市场经济的人认为帮助别人是每个人的责任,主张大政府的人认为帮助别人是政府的责任。主张大政府的人是什么东西都跟政府要,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责任是什么。今天我们再去重塑中国人的道德规则,绝不能排除市场本身,更不能把市场与道德对立起来。只有将道德准则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我们这个国家才会变得更和谐、更有道德水准。
如此回过头来,《新纲常》的副标题是“探讨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我觉得这本书提出的是一些道德规则,而不是道德根基。道德根基跟道德规则不一样。道德跟正义之间,我个人认为这两者也不完全一样。正义是社会的制度准则,道德是个人的行为准则。道德以正义为基础,正义以权利为基础。没有正义的社会不可能有道德,而没有权利的社会不可能有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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