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无战事》剧里剧外的国民党反腐斗争
戏里北平,戏外上海
2014年10月26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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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大型历史剧《北平无战事》播出,又把天天低头刷屏的人们拉回到电视机旁。此剧将背景设在1948年的北平,以币制改革为中心,上演了一出国民党内贪腐派和清廉派的斗争大戏。
该剧由历史小说改编,主要人物和事件都是虚构的,但是文学艺术的创作离不开历史的真实。借由这部戏,我们可以重新认识国民党内部激烈而又玄妙的反腐斗争。戏内建丰同志指导“铁血救国会”在北平反腐,戏外蒋经国则带领戡乱建国总队在上海打虎,但落花流水人去也,终究未能挽救自己,也未能改写历史。
本报记者 魏新丽
“黑不黑啊?太黑了!”
1948年,国民党在大陆执政的最后一年。此时的“党国”,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已被贪腐所侵蚀。
《北平无战事》一开场,各类贪腐人员便轮番上场:利用军用飞机走私物资的国民党空军作战部中将副部长侯俊堂虽被处死,新上任的北平警察局局长徐铁英仍在觊觎他的20%股份(四十五万美元),并一心想把党产变为私产；北平民食调配委员会副主任、北平民政局长马汉山,周旋于官商之间,欺上瞒下、左右迎合；居于幕后未露面的扬子公司总经理孔令侃垄断贸易,一车粮食竟然同时卖给军方和民用；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行长方步亭,看似清廉,但暗中在为这些人走账洗钱,保驾护航。
山东大学从事民国史研究的赵兴胜教授说,当时的腐败者自上而下,充斥着国民党政府的各个角落,尤其是高官亲属,利用权力网络和裙带关系,垄断国计民生,扬子公司所从事的进口贸易就很典型。
扬子公司当时的总经理孔令侃,即剧中的“孔总”,被方步亭叫做“孔祥熙的混蛋儿子”,他是民国四大家族中孔祥熙与宋霭龄的长子、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外甥,如此背景,自然有恃无恐。此外许多重要“国企”,如中国纺织建设集团公司等,也是贪腐重地。
1948年的国民党政府被战事步步紧逼,但依然“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电视剧中,马汉山对徐铁英诉苦,财政部给的钱,上面一定要从他们指定的八家公司进货,短斤少两不说,还用船翻了等借口不给发货。
“黑不黑啊?太黑了!可是他们心黑脸白。”马汉山如是说。
体制和政策的漏洞让这些人肆无忌惮。赵兴胜说,国民党及其政府始终严禁公务人员经营商业,但仍有很多政府官员同时也是各类私企的投资者、控股者,这在上层官僚中尤为普遍,甚至利用权力搞垄断贸易,打着国有化的旗号,吞并其他企业。
银行也难逃其咎,“抗战时期很有名的例子就是孔祥熙及其家庭成员利用其政府金融部门负责人的身份,从事外汇的投机买卖,利用信贷政策,兼并控制民营企业,买空卖空,囤积投机。”赵兴胜说。
蒋介石曾痛斥下属“武官怕死,文官贪生”,但是他常常使用高官厚禄甚至是赤裸的金钱贿赂等手段来瓦解敌对阵营,拉拢异己分子,对“自己人”也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此,从上到下,无处不贪。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民国史专家杨天石说,1948到1949年,国民党的腐败已经成为整体性的腐败,“像燎原大火似的把整个草原都烧起来了。”
历史的蒋经国 屏里的方孟敖
面对贪腐,剧中蒋经国喊出“一手反共、一手反腐、一次革命,两面作战”的口号,指挥“铁血救国会”成员和国民党空军的王牌飞行员、中共地下党员方孟敖的飞行大队,在北平彻查贪腐。
翻阅史料可以发现,剧中的北平其实更接近历史上的上海,现实中,蒋经国的势力从来没有到达过北平,他一直在南京和上海一带活动。不过,他确实打过老虎,在1948年的上海。
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虎经历,与《北平无战事》中方孟敖在北平的反腐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与方孟敖在北平受到青年学生拥护一样,蒋经国在上海也得到很多民众的支持,被称为“蒋青天”。民众希望他用打虎稳定物价,恢复经济。
到上海后,蒋经国把1948年成立的国防部戡乱建国总队作为基本干部组织,以铁腕实行经济管制,打击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等行为。他建立了一支从戡建队员中选拔建立的“经济管理工作队”,这支工作队与新成立的经济警察大队联合办公,拥有检查仓库、货栈、账目,直接带走违纪人员,查抄货物等权力。而在《北平无战事》中,方孟敖的飞行大队变身为经济稽查小组,可以查北平分行和民食调配委员会的账目和仓库。
在打虎过程中,蒋经国走起了“群众路线”。他表示要“发动广大民众来参加这伟大的工作”,“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获得广大民众的共鸣和支持”。1948年9月12日,他号召上海18岁至35岁的青年参加“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与奸商、污吏斗争,报名者达数万人。这些人被集中起来学习缉私知识,为蒋经国打虎服务。在《北平无战事》中,方孟敖率领“北平青年服务大队”,还动员经济系的学生来帮忙清查账目。
《北平无战事》中,很重要的一股反腐力量是蒋经国所组织的“铁血救国会”,但这个组织在历史上是否存在目前还存疑。台湾历史学家刘维开说,在正史中并未见过“铁血救国会”的称呼,赵兴胜也说从未看到过关于这个组织的材料。
不过,蒋经国确实有一批“自己人”。1938年,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成立,它不是国民党,但后来成为国民党的青年组织,抗战后被蒋介石并入国民党,党团合并。1944年青年团曾成立了一所学校,叫中央干部学校,蒋经国担任教育长,所以凡是从中央干部学校出来的,都自称是蒋经国的学生。
青年团是蒋氏父子败退台湾后重建国民党所倚重的基本力量。不过,在1948年的上海和南京,蒋经国自己的力量尚在组织中。上海打虎,仅是一次演习。
剧中的币制改革 历史上与反腐关系不大
《北平无战事》中,蒋经国的主要目的是要推行币制改革,他还制定了“孔雀东南飞”计划,使用方孟敖反腐,使用“铁血救国会”的成员梁经纶来推行币制改革。不过,现实中,蒋经国1948年打虎时币制改革已经推行,专家普遍认为,当时的币制改革与蒋经国关系不大,与反腐关系也不大。
赵兴胜说,币制改革主要是因为国民党政府通货膨胀严重。当时物价飞涨,法币贬值到100元都买不到一粒米。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一是战争使然,战时部分物资供应被切断；二是要养活庞大的官僚体系,公用事业等都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三是经济政策的问题,国民党接收大量日伪时期的企业,要恢复生产,需要大量资金,而国民党没有这么多资金,它的钱都被用去打仗了,企业只好倒闭。
“抗战后接着打内战,经济没有恢复,没有经济就没有税收,没有税收就没有财政,只能印钞票。”赵兴胜说。据史料记载,当时的法币发行量剧增,从抗战胜利时的5万亿元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万亿,几乎涨了120倍。
剧中美国的援助出现了多次,甚至直接关系到国民党的币制改革。赵兴胜说,抗战胜利前后,美国确实给了国民党许多援助,但是随着国共冲突不断升级、国内投资环境的恶化,美国逐步减少了计划中的许多援助,特别是1948年之后,它把援助的重点转向台湾。“国民党政府本来寄希望于通过美国、加拿大等国的援助和投资,完成战后中国经济的重建计划,但是一陷入内战,这些国家大都切断了计划中的援助。”
不过,赵兴胜认为美国减少援助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战争形势相关,并不会因为腐败而减少援助。
因此,币制改革主要是蒋介石从通货膨胀考虑而推行的经济政策,为了稳定市场和物价,它的初衷并不是反腐,推行的前提也不是反腐的成功。
一个电话架空监察院 制度是反腐失败原因
在电视剧里,币制改革——推行金圆券,并没有挽救国民党的颓势,北平反腐也收效甚微。历史上,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虎记,也是高调登台,狼狈收场。
“上海金融投机机关无不与党政军要人有密切关系,且做后盾,将来阻力必大。”去上海之前,蒋经国便看到了困难,结果依然无法抵住压力。
1948年的上海,蒋经国以“破除情面,快刀斩乱麻之精神”,大力反腐,甚至查封了孔令侃的扬子公司。但盘根错节的上层势力,不可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利益被年轻一辈铲除。后来,由于蒋介石和宋霭龄的干涉,孔令侃得以无恙,蒋经国的一腔热血也落了空。
在电视剧里,对扬子公司的调查地点换到了北平,调查人员换成了调查“七五惨案”和民食调配委员会贪腐的“五人调查小组”,他们追查到扬子公司,结果被南京方面,即蒋介石给压制下去,调查小组随之解散。
仔细观察这五人小组,我们可以发现,财政部的杜万乘几乎被架空,国防部的曾可达更多心思放在反共上,中央银行的王贲泉和民食调配委员会的马临深,本来就是贪腐派,为贪腐包庇讲情,更是不能指望,所以反腐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国民党反腐不成,最大的原因在于制度。本来国民政府在法律上有针对贪腐的条款,政府有监察院,负责监察政府官员的贪腐行为,可惜这个监察院的行政程序并不是正常的。
蒋经国查到孔令侃后,监察院本来已经派人前去监督调查,但是蒋介石给上海市长吴国桢打了电话,称扬子公司是商业机构而不是政府机构,监察院没有权力进行调查。一个电话就把监察院给架空了,蒋经国也没法调查下去。杨天石认为,这是“个人的权力或者权贵阶层破坏了法治,破坏了整个法律程序”。
赵兴胜认为,当时国民政府有着极鲜明的“蒋家王朝”色彩,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国民党的政治统治是建立在以封建血缘、地缘、学缘等具有高度封建化、裙带化色彩的关系网络上,老乡、亲朋、同学、拜把兄弟,各种各样,不一而足。从成立起就是那几个人控制,其后一直到败退台湾,也没看到有力的政治革新,老旧势力盘根错节、屹立不倒。这样一种体制,彻底反腐根本不可能。”
在国民党败退后,蒋经国曾反省革命失败,也将此归结于制度,他说,“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一刻,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是无异失去其灵魂,焉得不为之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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