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书写战后欧洲
2014年12月13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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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朱特
欧洲是最小的一块大陆。实际上甚至可以说它不是大陆——它只是同亚洲连接的一块次大陆。整个欧洲(俄罗斯和土耳其除外)只有550万平方公里——小于巴西2/3的国土,比中国或美国的一半面积略多无几。与面积1700万平方公里的俄罗斯相比,欧洲简直像个侏儒。但就其内部差异和鲜明对比而言,欧洲是独特的。根据最近统计,它包括46个国家。其中大多数国家包含着各有自己语言的州(邦)和民族；有许多国家虽无州(邦),却合并了其他民族和语言；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特定和叠合的历史、政治、文化和记忆；每一个国家都被翔实地研究过。即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短暂的60年欧洲历史,光是英文的第二手文献,就已经是无穷无尽的了。
于是,无人敢立志写出一部包罗万象的或者确切的当代欧洲史。我自己恐怕也有点力不胜任:作为战争结束后不久出生的人,我同本书描述的大多数事件处于同一时代,而且随着写作的进程,我能记起所见所闻,甚至亲身参与这段历史中的许多事情。这究竟使我更容易理解还是更难以理解战后欧洲的史实?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些记忆有时可以导致客观冷静地解决历史难题。
我希望《战后欧洲史》坚持客观和公正,坦率地提供一种对晚近历史的个人解说。说得难听些,本书是“固执己见”的。它的有些判断可能会引起争议,有些可能会是错误的。凡人皆会犯错。但无论如何,它们是我自己的判断,尽管任何差错都会溜进篇幅这么长、范围如此广的一本书里。如果本书存在这类差错,但至少有些评价和结论经得起时间考验,那么也应该大部分归功于许多学者和朋友,他们使我在研究和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获益匪浅。
首先,这类书是站在其他书的肩膀上的。现代历史经典著作中使我们得以找到灵感和范例的有埃瑞克·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乔治·利希泰姆的《20世纪欧洲史》,A·J·P·泰勒的《1914—1945年英国史》,还有已故的弗朗索瓦·孚雷的《一种愿景的消逝》。
本书与意大利有关的一些章节得益于保罗·金斯伯格的著作,而关于西班牙的几章得益于阅读著名学者维克特·佩雷兹-达埃兹的著作和聆听他的高见。我特别要感谢他们两人,还有安妮特·维维奥卡,她对战后法国在大屠杀犹太人问题上的暧昧反应所做的权威性分析——《驱逐出境和种族灭绝》深深地影响了我对那段棘手史实的叙述。我对“代表一种生活方式的欧洲”的思考大多受到杰出的国际法专家安妮·玛丽·斯劳特著作的影响,她对“崩溃的国家”的研究著作有力地为欧盟形式的国际治理辩护,这不是因为此举在本质上更有利或代表着一种理想模式,而是因为在我们存身的世界里舍此别无他法。
(本文节选自《战后欧洲史》前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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