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李光耀出席公共活动受到民众欢迎。 新华社发
作为一个流着华人血液的政治人物、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通”,李光耀留下的政治遗产给中国诸多启示。
用耀眼成绩
回击西方“独裁”批评
在李光耀的领导下,新加坡以全球为经济腹地,积极吸引外资,解决就业问题。新加坡颁布严厉的《工业关系法令》,并建立劳资政的共生关系,以确保工业安宁,从而使投资者放心。
在民族问题上,李光耀将种族和谐、宗教和谐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在公开场合破坏上述和谐的言论都被严令禁止。
在媒体监管上,新加坡新闻媒体只能享有“有节制的权力和有约束的自由”。新闻媒体必须服从新加坡的首要需求,服从民选政府的首要职责。
虽然这种“新加坡模式”时常被西方媒体批评为“温和独裁”,认为李光耀集权、压制政治对手。但是,社会稳定、政府廉洁、经济自由、人民安居的良好国情,又让西方媒体不敢“大放厥词”。李光耀倔强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带领新加坡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双赢。
有序交班
杜绝“人亡政息”
李光耀及其第一代领导同僚积极培育接班人,让政治领导层在有序的情况下更新,并确保政策的持续性。他在一次访谈中指出,他在1990年就交出大权,有问题的话早就发生了。事实证明,李光耀的离去,没有让新加坡的政治领导层出现断层,也没有如美国已故政治学者亨廷顿所说的“人亡政息”。
领导层平稳交班,权力有序交接,这也是中国近三十年的探索和实践。邓小平曾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
自党的十二大建章立制新老交替,到十八大完成新一轮中央领导层有序更替,中国共产党权力的交接总体来看是越发规范化、越发制度化。
打虎织笼
对腐败零容忍
当下,中国民众把腐败高官称为“老虎”,而在新加坡则被称为“大鱼”。1992年,李光耀曾说过:“把两三条‘大鱼’正法,会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
“大鱼”怎么打?打牢铁律、高悬利剑。新加坡立国的第二年(1960年),国会即通过了《反贪污法》。腐败的定罪依据注重于质,而不是量。公务员收受香烟这种“小节”,在新加坡都要受到严厉制裁。
为防止临退休官员腐败的“59岁现象”,新加坡规定公务员每月工资的一部分存入公积金,政府给予补贴,只有清白退休的公务员才能领到这笔不菲的廉洁抵押款。
重视问题导向和人性基础,发挥日记本的“细”,主管“连坐”的“严”,公积金的“准”,使得新加坡官员“不能腐”、“不想腐”,或许可成为中国反腐制度设计、执行的方向。
以法去乱
拒绝人情关系
新加坡总理公署还要报警?!不错,这正是3月18日新加坡总理公署对李光耀逝世“假文告事件”的第一反应。
报警而不是下达命令,这正好体现了新加坡政府最大的特点: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拒绝人情关系、权依法而定,这是东方社会践行法治所面临的共同难题。在我国,依法治国的要害也正在于攻坚权大于法、治官治权。
“决不允许滥用权力侵犯群众合法权益”,“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习近平也曾为“任性”的权力划下红线。在打掉一批违法乱纪者,为依法治国扫清障碍后,最终还是要从“用”过渡到“道”的层面。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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