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天津生态城服务中心的停车场,建了光伏发电。 本报记者 刘红杰 摄
如果说苏州工业园是将新加坡的制度、管理、产业等软体“复制”于中国的一次尝试,那么,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合作建设的第二个项目——中新天津生态城则被两国政府寄予更高的期望。
李光耀生前在接受一家中国媒体的采访时曾说,“与另外的工业园合作、传播同样的技术和知识并不会增加新的价值。中国的未来应该从如何保护水资源的清洁和充足、保持环境绿色环保,并避免过度利用能源等新方法中受益。”
这一点,和中国的看法不谋而合。天津生态城管委会副主任崔广志说,天津生态城与苏州工业园分别处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使命不同,要求有别。苏州工业园致力于发展以高新技术为先导、现代工业为主体、第三产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相配套的现代化工业园区,其经济功能是第一位的。生态城则要改变过去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寻找一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辅相成的新路。
专门设个“借鉴办”
22日的天津,虽已是早春,依旧很冷。从天津站搭乘462路公交车,一个多小时后到达中新生态城,“漂亮、整洁”,是记者的第一印象。仔细观察后这里并非仅仅外表干净,居民小区外风车林立,路边的垃圾桶上带有太阳能电池板,雨水排水井嵌在路缘石内,人行道上铺的是透水灰砂砖,就连停车场的侧面都是一排排的太阳能电池板。“你很难想象得到,生态城建成前这里是一片盐碱荒地,三分之一是废弃的盐田,三分之一是盐碱荒地,三分之一是有污染的水面。淡水缺乏,土地盐化,没有耕地。”生态城环境局副调研员、局长助理刘旭感慨。
同样的沧海桑田也发生在由李光耀倡导、推动的苏州工业园区,“获知李光耀先生逝世,园区管委会所有人的心情都非常沉痛。”23日下午,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杨知评在园区档案大厦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开始建设园区之前,这一片都是稻田。”驾车行驶在星湖街,园区居民朱元培颇为感慨,当初的农民已变成在此工作的市民,开起了轿车,住进了楼房。苏州工业园区的建设,绝不仅仅是为了改善当地人的生活,它更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窗口。“借鉴办”便是开启这个窗口的钥匙,它的全称是“苏州工业园区借鉴学习新加坡经验办公室”。据借鉴办统计,从1994年至2014年,这里输送出160多批3000多人次的学习规模,最高峰时几乎一年365天都有园区人在新加坡学习。开放带来的窗口效应令人惊叹。园区以占苏州市3.4%的土地、7.4%的人口创造了15%左右的经济总量,并连续多年名列“中国城市最具竞争力开发区”排序榜首。
天津生态城的建设也带着“借鉴”的影子,2007年4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见新加坡国务资政吴作栋时,共同提议在中国北方水质性缺水、不占耕地等资源约束条件下,共同建设一座生态城市。同年11月,两国政府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中规定,中新天津生态城将借鉴新加坡的先进经验,在城市规划、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以及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进行合作。
“新式”建城
1999年9月,李光耀出席了苏州工业园都市花园住宅小区二期工程的开工典礼。都市花园是当时苏州工业园区刚开发建设的为数不多的一个居民小区,它是按照新加坡的建设标准进行规划和设计的。如今,在都市花园小区内,还保留了一些新加坡的“元素”,如鱼尾狮。2008年9月28日,中新天津生态城正式开工,这是继苏州工业园之后,中新两国的第二个政府间合作项目,不到10年间,中国已从建设“新式”小区到“新式”城市。
刘旭说,生态城的起点就高。先规划,后建设,中新两国政府参与,众多高级专家合作,编制了世界上第一套生态城市指标体系,共分为22条控制性指标。比如,绿色建筑比例要达到100%、人均公共绿地要超过12平米、绿色出行占比要达到90%、可再生能源使用率要超过20%、垃圾回收利用率要超过60%、区内环境空气质量良好天数要超过310天/年等。在生态城,燃煤是不存在的,刘旭说,这里是不折不扣的无烟区。“生态城的能源结构以天然气和电力为主,另外还有其他能源,如光伏发电、太阳能热水、地源热泵等。”
为了减少机动车尾气污染,生态城将自己的目标定位在90%的绿色出行。生态城新闻发言人吴迪说,达到90%的绿色出行,不靠强制手段,比如单双号限行,而是让人们的生活步行比开车更方便。他们借鉴了新加坡的社区模式,努力让居民在400米范围内有学校、文体设施。400米×400米作为一个生态细胞,四个生态细胞构成一个生态社区,四个生态社区组成一个生态片区。这种三级社区理念,每个片区的功能都很完善,日常需求可以全部完成,居民就不需要到处跑,可以控制在合理步行范围内。
一座城市建设的最终目标,是要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规划、减排,都是手段。吴迪说,作为中新生态城的建设样板,第三社区中心借鉴了新加坡经验,打造出了“生态社区模式”,便民服务就在家门口,居民只要步行约15分钟,买菜、看病、娱乐等多项生活需求都可在社区中心解决。家住红树湾小区的李女士是社区中心的常客,白天去看书、打球,傍晚去跳广场舞,头疼脑热还可以去买药。这里的文体娱乐服务中心,无疑是最受老人和孩子喜欢的,一位姓陈的老人说,她的很多邻居都在这里度过业余生活,下棋、画画、弹琴、读书,也聊聊天。
“工业”到“创新”
2012年,阿迪达斯宣布关闭苏州工业园区的直营工厂。日趋昂贵的劳动力成本,使前期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工业园”开始转型。早在2010年7月,第十二次中新联合协调理事会召开,这次会议为苏州工业园区指定转型方向:“以创新型经济和服务型经济为重点,建设国际一流开发区。”
2015年3月20日,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与全球500强企业美国礼来制药集团在北京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双方宣布达成战略联盟,在中国和全球联合开发潜在肿瘤治疗药物。这也是跨国制药公司和国内生物制药企业在华进行的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生物技术药物开发领域的合作项目之一。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生物纳米园内的信达生物制药,就是由“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俞德超博士于2011年创办。苏州市委常委、园区工委书记王翔表示,礼来和信达的合作对园区具有标志性意义:“园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跨上了新台阶”,“园区自主品牌企业培育实现了新突破”,“园区推动国际合作创新开启了新篇章”。SIP(Suzhou Industrial Park),是苏州工业园区的英文缩写。2011年,园区将“I”的内涵由“工业”(industrial)变成“创新”(innovation)。“这样一个变动符合园区发展规律,也是园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特征反映。”园区官方表示。
“祝愿苏州工业园区在未来继续发展繁荣,甚至超越我们当初的规划和愿景。”2010年9月12日,李光耀之子李显龙在参观苏州工业园区时留下了这样一句题词。这样的祝福,正逐渐变为现实。
李光耀点评 苏州工业园 青出于蓝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出要“借鉴新加坡经验”。同年9月,时任新加坡内阁资政的李光耀率团访问中国,并积极呼应邓小平讲话,表达了中新合作共同建立工业园区的意愿。
《李光耀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李光耀曾向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提出新中合作发展的概念,当新加坡政府过后把合作计划书提给当时的中国总理朱镕基时,邓朴方显然已经把合作构想告诉了邓小平,因此很快就获得领导人江泽民的批准,由此启动了新中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计划。”
值得提及的是,除了中新两国领导人的一拍即合,苏州工业园区的建立,亦得益于彼时苏州市政府不懈地争取。在1992年9月30日和10月1日,李光耀率团来长三角地区,重点考察的除了苏州,还有无锡。据苏州有关资料,这次外事活动,参观苏州只有半天时间,但苏州市的领导干部精心安排游览景点,见缝插针地推介起苏州,不但说起自己属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如数家珍,而且对新加坡的历史和现状也都了如指掌。更让李光耀惊讶的是,时任苏州市长章新胜讲得一口流利英语,和他交流起来非常流畅,根本不需要别人在一旁翻译。而面对李光耀接连不断的尖锐提问,章新胜胸有成竹,一一作答。一老一少的论辩,一直持续到苏州火车站贵宾室也没有停止。
列车进站后,李光耀夫妇登上列车。突然,已经踏进列车过道的李光耀又回转身来,走出列车,向章新胜提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苏州有国际机场吗?”面对这个问题,章新胜从容应答:“苏州以东90公里有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李光耀若有所思地走回了车厢。
当年12月,章新胜率领苏州市代表团访问新加坡。1993年5月10日,李光耀应邀访问苏州。1994年,中国和新加坡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正式成立。多年来,苏州工业园区建设了一座现代化新城,形成一个世界知名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建立了一套与国际接轨的管理体制与运作机制,在产业发展、科技进步、金融管理、环境保护、社会治理、人才培育、体制创新等领域大胆探索,创造了诸多全国“唯一”和全国“第一”。2009年,赴苏州参加工业园区15周年庆典的李光耀表示,当初他最终决定选择苏州是正确的,并用“青出于蓝”四个字概括园区15年的发展成果。 据《李光耀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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