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多舛的母亲
2015年05月26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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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荫英
我的故乡在章丘市普集镇博平庄,母亲出生于1900年,是个农村妇女,虽然缠着一双小脚,但走路很快,干净利落。母亲是个勤劳、善良、热情的人,一生却遭遇坎坷,尽管如此,她还是咬紧牙关,对抗着不断袭来的厄运。
1931年,我大伯和爷爷相继病故,父亲也因过分悲痛得了重病,当年冬天他就离开了人世。我家一下子塌了天,这时我大哥8岁,姐姐6岁,二哥4岁,我刚刚1岁。全家人悲痛欲绝,奶奶哭昏过去,醒来后双目失明了。
拉扯着4个小孩,还有一个瞎眼的婆婆,家里只有几间逢雨必漏的破草屋,二亩薄地,这可怎么活下去啊!母亲整天以泪洗面,没办法时就常抱着我,拉着我姐姐到父亲的坟上哭,一哭就是大半天。有一次,我母亲正哭着,姐姐拽着她说:“娘咱回家吧,我很冷,很难受!”回家后,姐姐一头扎到床上,头疼得死去活来,在床上打滚。母亲找来土医生也没用,晚上,姐姐眼里含着泪离开了人间……
第二年春天,母亲找四邻八舍求爷爷告奶奶好歹借来点粮种,自己种地。拉着大孩子,抱着小孩子,扛着铁锨锄头下地。没有劳力,没有牲口,母亲用锄头刨、用锨掘,用耙子搂平,再将积的肥撒开。天旱无雨,就要去远处挑水。这些壮劳力都吃不消的累活,对我小脚的母亲来说,是何等的艰辛与劳累。在她走过的田间,都留下很多深深的小坑。
1937年,日本鬼子占领山东后,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汉奸、土匪也趁机对百姓进行疯狂的压榨。我失明的奶奶已经瘫痪在床不能自理,我们兄妹饿得偷着哭,怕母亲看见愁上加愁。这时连挖野菜都不容易了,只好到河滩上去捋树叶、扒树皮,母亲经常饿晕在河滩上。
八年抗战胜利了,大家想过安生日子的愿望却没实现。在国民党、土匪的压榨下,人们还是不得安生。那时候有亲戚介绍母亲去离家20多里地的朱家峪给人家摊煎饼换点粮食。有一次下起了鹅毛大雪,一早出门,我们跌跌撞撞地走着,走了半天来到上皋庄的大山沟里,路上没有一个人。这山沟里有狼,土匪常在这里抢劫、杀人,我们特别害怕。走着走着就迷路了,我们又冷又饿打着哆嗦,一步一滑地在山间攀爬,母亲的小脚被山石硌得很疼,一瘸一拐地往前挪。幸运的是,我们遇到一位背着筐子的老人,他给我们指了路。好歹我们挪到了朱家峪,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春节到了,我们去麦地里扒开冰雪弄点麦苗回来,放上糠蒸着吃,这就是年夜饭。
1947年春,解放军来到了我们村。母亲在村里找了两个帮手义务给解放军磨小米面,还组织大家给解放军拆洗衣物做鞋子。母亲说,八路军为老百姓打仗出生入死、爬冰卧雪,帮着八路军做点事不收报酬是应该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人民翻身做主人,我们也告别了饥饿和提心吊胆的日子,二哥还参加了人民海军,我们家也分了地。母亲积极参加农会的活动,被选为农会妇女干部。1954年,人民公社成立了,母亲被选为生产队长。下地干活时,她每次都抢在社员前面,带领大家劳动。因为认真肯干、讲原则,大家都很拥护她。
解放了,我上了学。我一个只能割草、挖菜、捡煤渣、干农活的贫苦孩子,能吃饱饭还能读上书,真是一步登天过上了好日子。毕业后,我成了一名教师。再后来,我成了家有了孩子,1959年母亲跟着我来到济南。1963年,因为支农,我们全家六口到了聊城地区最困难的县之一—茌平县。因为水土不服,母亲经常生病,紧接着又是文革,我老伴被打成走资派,挂着牌子游街挨斗,有时还被抄家、关押等。我母亲受到打击,整天担惊受怕。加上缺乏营养,老人得了脑血栓瘫痪在床,1975年1月1日,母亲离开了人世。
我的老母亲可以说一生没过上几天好日子,面对不断袭来的厄运,她总是默默地忍受着,在困苦和煎熬中拼命挣扎。想想母亲的一生,是多么坎坷多么艰难呀,她用血与泪书写了一个女人的坚强和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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