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批判——
作家和学者笔下的高考
2015年06月13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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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吉祥
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围绕在高考身上的光环与争论便不曾消失。2015年的高考已经结束一周,但社会上关于高考的议论依然很热。本期“书坊”周刊,我们分两个方面走进高考:一是作家笔下的高考,重在书写记忆与故事,当然细微处仍可观察高考在社会中的独特作用；二是学者特别是教育家笔下的高考,重在反思与批判,既有对高考问题的揭露归因,也有对高考改革的建议。
作家笔下的高考:压力与感恩
高考期间,作家莫言的一篇旧文流传甚广。在这篇《陪女儿高考》的散文里,莫言讲述了女儿高考时,他这个陪考家长的一天。如同我们寻常见到的陪考父母一样,他和妻子焦虑而无助,看到车牌号是575,心中暗喜:“也许就能考575分,那样上个重点大学就没有问题了。”一旦看到车牌号数字较低,就觉得晦气。而莫言笔下的女儿,考前一晚仍在紧张复习,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次日早起之后又是胃口全无。这让莫言想起了他的奶奶。早年家乡闹日本鬼子,“一听说日本鬼子来了,我奶奶就往厕所跑。解放后许多年了,我们恶作剧,大喊一声:鬼子来了!我奶奶马上就脸色苍白,把提着裤子往厕所跑去。唉,这高考竟然像日本鬼子一样可怕了。”
作为陪考家长,莫言与众多家长一样在烈日下等待,耳边是家长们不断变换的各种话题。尽管陪考备受煎熬,但作家也感慨:对广大老百姓的孩子来说,高考是最好的方式,任何不经过考试的方式,譬如保送,譬如推荐,譬如各种加分,都存在着暗箱操作的可能性。
这篇陪考文章收入莫言的散文集《会唱歌的墙》里。实际上,这不是莫言第一次记录高考。早在1986年,莫言便在老家高密的中学里体验生活,直观感受了高考带给学生的压力,以及很多贫困学生对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渴望。之后,莫言创作了小说《欢乐》。小说里的人物永乐生长在高密县的农村,家境贫寒的他像千千万万个农村孩子一样,希望通过高考跳出农门,摆脱贫穷与落后的命运。不过,连续5次参加高考,次次败北,希望化为泡影。莫言在“文革”时辍学,没有参加过高考,但对大学一直心存向往,在《我的大学梦》中,莫言详细记录了没能上大学的痛苦,以及对继续读书的渴望。“于是我想到了当兵。当了兵,只要好好干,就有可能被推荐上大学。”最终,莫言参军,并因出色的文学才华得以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提到高考,不得不提的就是1977年“文革”结束后的首次高考。这次高考因为改变了众多人的命运,至今被反复提及。几天前,齐鲁晚报报道过1977年的高考语文试卷,只有三道题,看上去虽简单,但是考虑到当年的考生已经被“文革”耽误了十年,得知高考恢复的消息后,这些18—30岁的青年从农村、工厂、牧区、学校和机关涌向考场。据悉,1977年高考的报考人数为570万,跨过这道门槛的仅有27万人,录取率为4.7%,竞争可谓惨烈,而那些成功从高考突围出来的人,很多在后来成为了社会各个领域的精英人才。
《我的1977》这本书汇集了众多作家回忆高考的文章。陈建功、周国平、肖复兴、叶兆言、吴思、雷颐等近二十位有着77、78级高等教育经历的文化精英撰写高考回忆文章,真实地记录了他们的个人入学经历,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历史见证。
以作家叶兆言为例,1977年高考之前,他在工厂工作,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叶兆言匆匆上阵,却不幸落了榜。“落榜对我是个很大的刺激,因为我发现自己很笨,很糟糕,根本就不是上大学的料。”第二年,倔强的叶兆言放弃了读工人大学的机会,第二次参加高考。尽管最终考上了理想的大学,但对填志愿这些事情却是毫无概念,“录取什么就读什么,能进大学门就行”。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为这本书撰写了序言。他说,现在谈1977年的高考,不能遗忘那些未能考上大学的人,“77、78级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神奇,这代人的成功,只是从一个特定角度折射了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很多作家都在文章或书籍中回忆过高考。作家方方前两天就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1978年的高考准考证,那时的方方还是一名搬运工。“感谢高考,让我实现梦想,成为武汉大学中文系七八级这个最温暖集体中的一员。也因此让我有了现在这样的工作和生活。不然我很难想象一个早已下岗的搬运女工今天会生活成怎样。”方方直言,正是这张小卡片,改变了她的命运。
此外,著名作家余华还曾写过《十九年前的一次高考》,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张曼菱则在去年出版了《北大回忆》,留下了那个年代大学生活的诸多细节。
学者笔下的高考:反思与批判
《北大回忆》出版后,著名学者钱理群参加了该书的研讨会。在发言时,钱理群批判现在的很多北大学生将北大当作成为人上人的阶梯。他说,一位北大人告诉他一个新典故,北大西门口有座小金水桥,今天已经被络绎不绝的参观者称为“状元桥”,“朝进北大门,暮登天子堂,和我们以前的梦想已经大不一样了,这也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
这不是钱理群第一次批判教育,从北大退休后,他曾回母校南师附中任教,不料来听课的学生一次比一次少,—位学生给他写信说:“钱教授,我们不是不喜欢听您的课,而是因为您的课与高考无关,我们的时间又非常有限；我们宁愿在考上北大以后再毫无负担地来听您的课。”这让钱理群感慨应试教育“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切不能为应试教育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地。而应试教育恰恰是反教育的”。
长期关注教育的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其最新的评论集《近忧远虑》中,批评了高考乱加分以及对高考状元的过度炒作。在书中收入的《少数民族考生的分应该如何加》一文中,葛剑雄建议,对申请加分的考生应该加试该民族历史文化。他同时指出,对报考全国重点大学的考生不能加分,因为这些学校要求高,竞争激烈,如果勉强录取,不利于他们的学业。《葛剑雄文集·冷眼热言》同样有多篇谈论教育以及高考的文章,比如他批评社会上对高考的过度关注,他以高考期间气象部门发布的过于“精细”的气象预报为例说,“对服务部门来说,提供超常的服务也不无风险。像这样‘精细’的天气预报,如果出现误差,考生及家长告你误导或造成心理损失怎么办?岂非自找麻烦!”
2015年高考期间最大的新闻当数《南方都市报》记者“卧底”替考组织,并成功以“枪手”身份进入考场。2014年初,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指导本科生,将三年的教学成果汇集成了《科场现形记》一书。在这本书中,郑也夫的学生们借助调查展示了中国高考中的各种“黑幕”。一位被访者详细介绍了家长和考生为了获得高考加分,如何更改户籍和民族身份的内幕操作。一位学生在调查报告中就指出,在更改少数民族身份的过程中,实际上存在着隐性的“潜规则”,“学校和老师、考生、考生家长和官员体系存在‘共谋’。既然大家都在造假,大家都有机会加分,即使一些考生有机会反映,也会被平息下来。”
而因为各省市的录取分数存在差异,一些家长和考生便走上了高考移民的路子。比如受访的北大学生小Y便在高考前从河北移民到天津,而在他们班上,有十几个高考移民的学生。书中揭露的高考移民的方式除了花钱买房,还有花钱办假户口托关系等等。驱使家长和考生铤而走险的便是地域间巨大的录取差异。书中举例说,有的学生在河北省高考可能连专科都考不上,但是在天津就可以考个不错的三本,甚至二本。对于那些创造了高考神话的超级中学,书中也有对其管理方式的详细介绍。书的作者便揭示了衡水中学精确到每一分钟的教学管理,其中提到的细节让人触目惊心:有的学生睡觉不脱衣服,因为早上没有时间叠被子,而高中三年没有脱过衣服睡觉的学生竟然不在少数。
也正是基于学生的调查与自己的思考,郑也夫写作了《科场现形记》的姊妹篇《吾国教育病理》,在这本书中,他痛斥现在的“学历军备竞赛”,并指出目前高学历者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依然有那么多的人争相获取高学历乃是一场诡异的合谋使然。“学生们谋求更高的学历,来竞争社会地位。管理者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和学历,以捞取政绩。”在郑也夫看来,教育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和社会需求不对等,很多高学历者面临失业的风险。在此基础上,他建议应该学习德国人搞教育分流,做好职业教育。这除了要改革教育本身,还要在社会上多方面进行配套。“就社会而论,德国人建立了枣核型社会,技工的收入与社会地位不逊于大学学历持有者,故很多中小学生愿意分流到职业学校。我们的户籍壁垒,白领与蓝领在收入与社会地位上的悬殊差距,是职业教育没有吸引力,无法促成分流的基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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