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德州商业街,在日伪统治时期,周边林立着烟馆妓院。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日伪统治下的德州火车站 德州档案馆供图
老街坊们告诉记者,解放前,这里叫溜口街,店铺林立,大的百货店有11家,经营各种高档绒衣、线衣、瓷器、玻璃制品、留声机、唱片等,洋货很多。解放后改称商业街,后来又改名,1981年恢复为商业街至今。
时针再往前拨,商业街曾有一段不堪的历史。日伪统治时期,这里云集了烟馆、妓院,日本人把当时德州这条最繁华的街道,当成了腐化教育的试验所,寻欢作乐背后更有着难以告人的秘密……
本报记者 高扩 寇润涛 李榕
发展数十家妓院 让全城给妓女送葬
说起商业街的过去,街巷口一家复印部的老板娘有一搭没一搭。这里靠近老火车站,自津浦铁路线开通后,就难以拒绝南来北往的繁忙客流。
如今清冷了不少,只有三三两两的人路过,倒颇与老街该有的寂寥相称。1958年从进德会旧址迁入的人民电影院是商业街现存最老的建筑,周围的一些建筑散发着现代气息,但毫无地标的分量。
在上世纪40年代,这里经常出入日、伪、警、宪、特等要人的身影。
1942年,德县县城的一场葬礼让全城出动。德县日本宪兵队、日军特务机关、伪保安大队、伪警察局、伪官僚政客、富商大贾、豪门阔少均在送葬队伍行列。
日伪当局命令城内各家妓院的妓女胸佩白花致哀,大批和尚、道士、尼姑、吹鼓手被雇去诵经吹打,超度亡灵。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送葬队伍中,伪德县公署秘书和伪德县保安大队大队长分别充当“文引”、“武引”,时任德县日本宪兵队队长福井正吉则指挥着全副武装的日伪警卫队伍,分列两侧,沿途护灵。
如此大的排场,死者不是别人,就是德县“芸芳书寓”的头牌妓女——张芸芳。让日本人都感觉如丧考妣,足见她和其从事的行业在当时的影响。
“从张芸芳的葬礼就可以看出,‘芸芳书寓’以及张芸芳等人同德县日伪当局的关系非同一般。”德州抗战史研究者、德州学院副研究员郭新中查阅日伪档案后,发现了大量日伪在旧德县广设烟馆、鼓励娼妓等文化侵略的证据。
郭新中介绍,日军侵占德县后,怂恿和纵容娼妓业,让妓院在旧德县畸形发展,使得德县城内外不同规格的妓院一度达数十家,不少就设在溜口街一带。
“芸芳书寓”是妓院中较大的一家,由天津名妓张芸芳的母亲张氏在德县日本宪兵队支持下开设,位于当时的大有栈街,为一较大的四合院,有房舍20多间,其建筑装潢和设施非常豪华,有名妓十余人。
将妓院分三等,特务边寻欢边密谋迫害
大量开设的妓院不仅是日伪的好去处,更被其当做腐化教育的工具,用来麻木国人思想,使其失去反抗意志。
在旧德县,妓院分三个等级,几乎都与日伪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有多大关系办多大事。
“芸芳书寓”、“玉春书寓”、“金芳书寓”、“莲荷书寓”、“同乐书寓”、“燕美书寓”、“玉琴书寓”、“莲珠书寓”等,属一等妓院。老鸨多巴结日本宪兵队队长、翻译官、日伪特务长、伪警察局长、伪保安大队大队长等反动头子。所接待对象,多系旧社会有钱有势的“上层”人物,如:党、政、军、警、宪、特的头目,地主、豪绅、富商、巨贾、豪门阔少、帮会会首之流。
二等妓院名叫“班子”,背景多为日伪下级特务人员、伪警察局警长、巡官、所长、伪警备队长、伪保安队小队长、地方恶霸、流氓头子等反动小头目。这类妓院陪酒侍夜,收费比一等妓院低。所接待的对象,乃旧社会之所谓“中层”人物,“蝴蝶班”、“翠云班”、“红伶班”、“祥云班”、“红霞班”、“联合班”等是其代表。
“堂子”或“下处”则为三等妓院,同样要受日伪当局的庇护。这类妓院接客,多是连拉带拽,放荡不羁,往往以拉夫的行为使嫖客入门。所接待对象是旧社会下层的小人物。
郭新中表示,由于妓院是绝好的隐蔽场所,日伪特务常常在此边寻欢作乐,边交换情报,边密谋迫害。有的妓院就被日本特务当成引诱、刑讯逼供抗日军民和抗日爱国人士的地方。
“当时‘莲荷书寓’成了日军特务机构一个分支在德州事实上的据点。”郭新中说,在日伪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期间,日伪军、警、宪、特就曾在这里关押、引诱、刑讯拷打过很多抗日军民和无辜群众。
“莲荷书寓”系伪德县警察局特务系系长时惠忱的姘妇朱红四开设,有豪华房舍14间,妓女十余人。这里一度是残害抗日军民的魔窟,每天都有卡车拉进运出被逮捕者,常常能听到院内传出的打骂和惨叫声。
纵容开烟馆,日侨公开卖白粉
除了纵容妓院业,日伪还鼓励吸食鸦片,开鸦片馆。据统计,日伪统治的八年,毒品进口、种植、贩卖、制作和吸食等同性病一样,均达到德县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
当时,在德县城内外,经日伪支持和伪德县公署“批准注册”、发给“营业执照”、可“正大光明”经营毒品的鸦片烟馆有20多家。规模较大、经营时间较长的有同德成、德庆成、德兴成、德聚成、大城、第一楼、竹岚楼、居无楼、万里香、耕兴等字号。
同德成土膏店,是王占林在日军德县宪兵队翻译官陈永惠的支持和参与下,于1939年在三联街开设的,有南、北、西房共七间。大城土膏店,是恩县土匪头子白占梅的儿子白金贵于1941年在太平街路北开设,有豪华房舍六间。竹岚楼烟馆,则为富商郭士斌在南门里开设。这些烟馆的雅座,专门接待日伪要员等“贵宾”,普通客座才留给社会下层的“瘾君子”。
更有甚者,日商洋行、高丽洋行中的日本、朝鲜侨民,在日军的支持和庇护下,肆无忌惮地公开销售“白面儿”(海洛因、吗啡等毒品),因其价格便宜、吸食方便,导致受害者更众。
一时间,德县流传起一首《七了歌》:“面黄肌瘦精神少——有瘾了；身上穿着破棉袄——没钱了；父母无病去世早——气死了；妻子儿女哭嚎啕——肚饿了；不管干湿就卧倒——瘾来了；赤身露体到处跑——穷极了；死在外面找不到——狗吃了”,再现了当时有钱人吸得倾家荡产、无钱人吸得典妻卖子的悲惨景象。
到处安插线人,上百人间接搜集情报
随着战事扩大,日军兵力逐渐不足,其在山东的特务活动却因此愈加强化。1942年秋,日军为实施“隐蔽剿共”计划,成立了大批特务组织,在德县一带活动最猖獗的,当数日军甲第一四一五部队及其所属特务组织。
甲第一四一五部队也被日军称为“剿共部队”,1942年在德县的大队部设在马家大井街,承担着十余个县的“隐蔽剿共”任务。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取消了宪兵领章、臂章等标志,并把各阶层人出没的烟馆、妓院等很多民用设施当成情报网络的一环,在其中安插和发展了不少特务人员和眼线,日军的情报网还遍布各类社团、宗教、洋行、旅馆等,计有间接从事特务情报活动的人员达百余人。
如万里香烟馆的陈作岑、德利洋行的孙海泉、毛皮收购洋行的刘云生、大城烟馆的白占梅、“芸芳书寓”的张芸芳等人,均加入了德县日本宪兵队谍报网,成为日伪的眼线,并因此得到日本侵略者的赏识。
“加入日本宪兵队的谍报网,这也是张芸芳病死后的葬礼如此风光的一个重要原因。”郭新中查阅日伪档案发现,一代名妓张芸芳,不仅加入了日本的谍报网,而且与日伪各界过从甚密,事实上已经成为日军侵华的工具。
张芸芳原籍天津,她同母亲,兄长张天宝,姐妹小金子、小银子及田玉芹一伙六人,于1928年来德县以说唱为生,日伪统治后,她搭上了日本人这条线,放弃了说书卖艺,公开挂牌为娼,摇身成为德县妓女中的佼佼者。
当时的日本宪兵队队长渡边兼德,被张芸芳认做“干老”,后任宪兵队队长松浦正秀与“芸芳书寓”的关系不亚于渡边兼德。宪兵队翻译官陈永惠、伪保安大队中队长董书斋等铁杆汉奸,为讨好日本主子,更是该妓院的坚定支持与庇护者,这使得“芸芳书寓”灯红酒绿、嫖客盈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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