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的距离
围绕气候变化的拉锯战
2015年11月07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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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至3日,法国总统奥朗德对中国进行了其上任后的第二次访问。相比时下欧洲各国看重的对华经贸合作,奥朗德此行的重点乃是气候变化问题,因为11月30日至12月11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即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1)将在法国巴黎举行。
法国今年外交的重点之一是巴黎气候大会,在这一议题上能否得到中国的支持是重中之重,奥朗德希望借力中国为之造势。他做到了,中法发表的《中法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重申要实现将地球升温控制在2℃以内的目标。这被认为是在确保各国气候行动切实有效上迈进了一步。
气候大会走过20载风雨路
英国《卫报》资深记者保罗·布朗关注气候变化多年,积累了大量关于气候变化的信息。他在中国的一次研讨会上发言说:“如果全球平均气温再上升2℃,那么上海这样的沿海城市将被海水淹没。”他可不是在吓唬人,按目前多数科学家的推算,全球平均温度将在2050年上升2℃。
升温意味着全球变暖,这个词如今已成了气候变化的代名词。然而,全球变暖只是个开始,气候变化的恶果可不止暖冬和炎夏,当一些国家洪水泛滥时,可能另一些国家正经历罕见干旱,进而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全球变暖还会导致荒漠化、森林退化、海洋变暖,物种灭绝……人类的生存也会受到威胁。
升温的罪魁祸首是二氧化碳。早在1979年于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一次气候会议上,科学家就曾警告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将导致地球升温。正是从那时起,气候变化第一次作为一个国际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于1988年成立了气候变化政府间会议(IPCC)。IPCC在其第四次评估报告中,提出将全球平均升温控制在2℃的目标。直到1992年,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才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
《公约》于1994年3月生效,目标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确立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此后,每年举行一次公约缔约方会议(COP)。第一次缔约方会议于1995年在德国柏林召开,决定在德国波恩设立《公约》的办事机构秘书处。
第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是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三次缔约方大会。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为近40个发达国家及欧盟设立了强制性减排目标,即2008年到2012年第一承诺期发达国家整体而言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
10年后,2007年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再次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确立了“巴厘路线图”,建立了双轨谈判机制,即以《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和《公约》长期合作特设工作组为主进行气候变化国际谈判。
两年之后,2009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达成了《哥本哈根议定书》。如果议定书不能达成,那么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后,全球将没有一个共同文件来约束温室气体排放,这将导致人类遏制全球变暖的行动遭到重大挫折。因此,这次会议也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
看上去令人振奋,实则不然。哥本哈根大会没有各国强制减排的具体指标,没有2012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中期资金来源明细,没有适应低碳生活的相关技术转让方案,即便是议定书本身,也是一份未完全获得所有《公约》成员国赞同、根本不具任何法律效力的协议。看似成功的哥本哈根大会,实际上却失败了。
到2014年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的第二十次缔约方大会,《公约》与联合国气候大会一道,迎来了20岁生日。只是前路仍旧艰辛,也凸显出本次巴黎气候大会若获成功,将成为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式会议。
吵了20年后,中美握手言和
减排、控温,外加应对资金和技术转让……围绕这些焦点的争执,贯穿了气候大会20年,各国至今仍未完全达成共识。之所以这么难以谈拢,说到底,就卡在了如何平衡国家利益与减排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之间的矛盾。
发达国家强调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承担更多减排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要求平衡反映减排、适应、资金技术转让、能力建设等要素。欧美国家认为,中国的排放量在2013年就已全球第一,甚至超过欧美排放量总和,最应该加大减排力度,而中方则坚持“历史总量”观点,认为这么多年来整体“累积排放量”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占了70%,应该承担最大的减排义务。
中国和美国是全球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42%。然而,双方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存在认识上的分歧。美方认为这一原则是20年前订下的规矩,已不符合现实,而中方认为,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在减排问题上的能力与发达国家不同,减排责任应有区分。
此外,有数据显示,从工业革命到1950年,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占全球累计排放量的95％；从1950年到2000年,发达国家碳排放量占全球的77％。英国一家风险评估公司2009年底公布的能源使用二氧化碳排放指数显示,从年人均排放二氧化碳看,美国为19.58吨,而中国为4.6吨；从人均历史累计碳排放量看,英美人均1100吨,而中国人均66吨。欧美国家理应承担更大的减排责任。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减排上的分歧,从2010年墨西哥坎昆气候大会上就可窥见一斑。这次会议上,美国和欧盟要求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作出减排承诺,承担新的责任,而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则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同时力挺设立新的气候变化基金,执行300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在气候变化谈判上吵了近20年后,去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期间,与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两国元首第一次宣布两国各自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第一次就“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达成政治层面的共识,标志着多年来进展不顺的国际气候谈判出现重大转折。美国国务卿克里当时在《纽约时报》网站发表文章称,该协议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里程碑”。
根据声明,中国计划到2030年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并争取提早实现这一目标。此外,中国还承诺到2030年将非化石燃料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至20%。美方则表示,2020年之后将把二氧化碳减排速度提高一倍,到2025年争取令二氧化碳整体排放量较2005年减少26%至28%。
今年9月习近平访美期间,中美发表了《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再次向世界传递出强烈的积极信号,进一步提振了国际社会对巴黎气候大会的信心,有助于为巴黎气候谈判营造良好的政治和舆论氛围。
在距离巴黎气候大会不到一个月时,习近平和奥朗德11月2日在北京发表了《中法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支持各国以5年为限盘点一次气候行动,以确保实现将地球升温控制在2℃以内的目标。奥朗德表示,来自中方的支持尤为重要。
气候谈判中的关键角色,以及本次气候大会的东道主,都为减排控温做出了实质性推动,将于本月底召开的巴黎气候大会能否成为新的里程碑,值得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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