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朝明老人平时并不常给孩子讲当年的事,在他生日时孩子才知道一些细节。
今年已经九十多岁的师朝明和王在祯,是“日本劳工”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他们在年轻时被掳到日本,尽管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但当年那段残酷的记忆,依然深刻在他们脑海中。“我要活着等到日本人的道歉和应有的赔偿。”
口述人:师朝明,蛮子村人,91岁
18岁被抓到日本
每天干活吃不饱
说真的,要不是身边人一直问我当年的事,我可能都不愿记起来了。
我家原来在济宁梁山,在我12岁那年,有一次发大水把家里的地都给淹了。眼看老家实在没什么吃的,我娘就带着我们一路讨饭来到了济南,投奔在济南打工的舅舅。
我有个小名叫“朱来子”,家里兄弟姐妹四个。后来我娘跟了蛮子村一户人家,就起了个名叫李俊福。记不清去日本时是用哪个名了,但“师朝明”是我回国后才改回来的。
那是在1943年10月份,我和同庄的几个小伙子,记不得是在街上玩还是在地里干活了,日本鬼子连哄带骗地把我们抓走了。当时一起被抓走的,还有邵东村、邵而庄的几个人。
后来,我们被关在当时的七贤庄,又转到济南“新华苑”,被关在一起的有好几百人。有像我一样的小伙子,还有五六十岁的。我们被绳子绑着,先是坐了闷罐车(火车)到海边,接着又坐船漂了十几天。
到了日本啥地方,因为听不懂当地的话,一直也不清楚。就记得干活的地方四面都是山,每天就是下矿干活,推着轱辘马(小推车)装车。直到回来后,才知道我一直在北海道的三菱公司干活。
挖矿是个重体力活,可一天下来就只给吃面疙瘩、稀饭和一小条卷子,根本吃不饱,不少人就去吃地上的雪。每天从睁眼干到天黑,半死不活。
双腿受寒无法弯曲
回来带着工友骨灰
当时被抓走穿得不是很厚,日本下了很大的雪,不少人都冻坏了。在那边也不给发衣服,不论春夏秋冬的,就穿自己这一身,只给发了一双夹趾鞋。没有衣服,不少工友就把麻袋片、树皮绑在身上防寒。
干活的地方是一个一个的小矿,每天睁开眼就有人领着我们下矿。我们十几个人挤住在一间木头屋里,除了睡觉,一天十几个小时都在黑黑的井下干活。在那我也没了名字,只有鬼子给编的号。因为水土不服,再加上条件恶劣,不少工友都生了病。但日本鬼子根本不让休息,鬼子的监工时刻盯着我们上工,稍微偷懒就会挨打。在那里,不少工友相继饿死、病死,鬼子就把尸体拉走随便找地方埋了。那时想跑都跑不出去,四面都是山,又听不懂当地人说话,连点吃的也没有。一直到1945年8月听说日本投降,我们才终于可以回家了。在日本上船后先是到了塘沽,又坐火车到了天津。
当时我们在同一个矿上邻村的五个人,一起从天津跑了300公里才回来。见了家里人高兴得什么都说不出来,就只会抱在一起哭。我娘的身体本来就不是很好,加上找不到我她心里着急,我回来没多久她就病死了。
在回国的时候,不少人还带回了工友的骨灰,就想着怎么也不能把他们留在日本。真没想到的是,我也能活着回来。但因为长期劳累伤了身体,膝盖也受了寒,膝盖一直弯不下,解大便都得站着。在生产队里干活拔萝卜,都只能撅着屁股,根本蹲不下去。
口述人:张文华,父亲张振海与师朝明一起被抓到日本
让拿锤子摸了蛤蟆
挨了一顿暴揍
身边人一直说我父亲曾经去过日本,但我却没听父亲提起过。有一次我向父亲求证这件事,他总说:“问这干吗怪伤心的,吃了那么多苦。”不过,有一次父亲还是跟我讲了一点他在日本的经历。
父亲22岁那年被抓到了日本,但听不懂当地人的话。有个日本鬼子让他去拿锤子,日语发音是“蛤蟆”,父亲心想这会儿往哪找去,但还是跳到了水里去摸蛤蟆。日本人这时急了说“八嘎”,父亲听成了“八个”心里就犯起了嘀咕,“一个还摸不着呢。”等父亲上岸以后,被狠狠地打了一顿。
口述人:王庆梅,章丘水寨镇张家林村人,父亲王在祯19岁时被抓到日本
父亲常跟我讲起他当年的那段经历,他说最大的梦想就是活着,一直等到日本人的道歉和应有的赔偿。不过现在他身体越来越不好,一起从日本回来的八兄弟也就剩下他还在了。
19岁时抗日
在北辛寨被围
我们家在章丘市水寨镇张家林村,父亲19岁时是当地的一名抗日队员。1944年4月,他与战友和当地老百姓,在张家林村附近的北辛寨被日军团团围住,被围困的有几百人。他们奋起反抗,但还是没有冲出包围,不少人被打死,还有一些受了伤。
他们被抓了以后,就被押往淄博周村,接着又坐闷罐车到了济南“新华苑”。在去济南的路上,有十几个人冲破铁丝拴住的火车门跳下了车。这些人大都已成家,有的跌进了沟里,有的碰到了石头上摔得头破血流的,有的没活成。
父亲他们被关在新华苑待了两个多月,看着每天都有人死去。有的是被打死的,有的是受伤后得不到医治病死的。随后他们被押上船运到了九州岛,在日铁鹿町煤矿挖煤炭。
我奶奶始终不知道父亲死活,痛苦得不得了。过了一年听说隔壁村有个被掳到日本的劳工被打死了,还以为我父亲也活不成了。
在那挖煤实行两班倒,父亲每天要下矿挖12小时的煤,基本上除了睡觉就是干活。天天有人盯着,干活慢了、走路慢了都有可能被打,日本人有时还会捡起地上的土块砸过来,根本就没把他们当人看。有一次矿井掉下一块石头刚好砸中了他脚踝,过了很长时间才痊愈。
饿了拿草纸填肚
为赚吃的去抬尸
父亲说,在那干活没吃过一顿饱饭。每天三顿饭,只给3个两寸大小的馒头,那么大小的馒头其实吃五六个都吃不饱的。饿着肚子的大家,看见能吃的东西就抢,路边有人扔的萝卜头、橘子皮都是好的。在那生了病也没有人理睬,照常干活不说,吃的还要减半。
他说,那时饿疯了还吃过草纸。为了多赚点吃的,父亲还干过抬尸的活。每天工地上都有不少人饿死、累死或病死,一年时间,他们那一批劳工饿死了40人。父亲抬着这些尸体扔到个地方,能多换一个小馒头。
父亲曾认识一个日本姑娘,那个姑娘经常来捡煤渣。父亲教她中文,姑娘教她日文,偶尔会把吃剩下的饭菜拿一点给父亲。父亲一直试图打听自己在日本哪个地方,可苦于无人理睬,也没有问出来。
其实父亲也不是没动过逃跑的念头。但那时逃跑的人只要被抓回来,都会立刻被打死。直到1945年8月,父亲所在的煤矿才告诉他可以回家了。从日本坐上船后,仅一天就回到了塘沽,又坐火车到了天津。父亲拿到了两块钱,从天津走回了济南。
回家心切的父亲,一天走百余里路,六七天后回到济南,到了家与奶奶他们抱头痛哭。父亲在日本时从不敢想自己的将来,幸运的话可能在日本终老,不幸的话就像工友一样被折磨致死。他从没想有朝一日还会回到自己的国家。
最大的心愿是
看到日本人道歉
父亲回国后参加了革命,在章丘、邹平一带跟国民党拉锯战。好几次差点丢命,有一次子弹还擦着他的右眼角飞过去,还好没有伤及性命。打从我记事开始,父亲就时常给我讲这些当年的事。
其实他心里一直有个遗憾,就是当年没能参加刘连仁的发布会。那时北海道野人刘连仁起诉日方胜利,曾给我父亲发出邀请让他来参加。但家里太穷了,最终也没有去成。我知道他很想去,想看着别人讨回公道,也盼着自己有一天能讨回公道。
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活着,瞪着眼珠子盼着日本人给道歉,并拿到应有的补偿。当年父亲跟同时被掳去的邻村七个人拜了兄弟,想着万一能有回来的,就往各家捎个信。这几年他这些兄弟们相继过世,就剩父亲还在坚持着。
在日本干的那两年,毁了父亲的身体,腰落下了毛病,他一直干不了重体力活。现在穿衣服都费劲的他,去年刚治好了肺炎,今年心脏又有了问题。父亲说恨日本鬼子,但也知道恨解决不了问题。他想着在世的劳工没有多少,只要他活着就是活证据。
这么多年来,年老的父亲没有拿到任何补贴和补偿,说起这事,他总是会偷着抹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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