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公投结束后,支持“留欧”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
尼斯恐袭发生后,两名幸存者在事发现场紧紧相拥。
土耳其未遂政变中,群众站在一辆坦克上。
英国、法国、土耳其,一个是欧盟中“脱欧派”的急先锋,一个是“欧洲梦”的主心骨,外加一个总想加入欧盟却不得其门而入的“仰慕者”。这三个各具特色的欧洲国家半个多月里同时爆出大新闻,我们不能不问,欧洲到底怎么了?如果再把时间拉长些,对欧洲近几年来发生的变化进行一次“复盘”,你会发现,欧洲的“病因”远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甚至可以说,欧洲正在罹患“疾病”,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向全世界传染。
本报记者 王昱
全球一体化
让富者更富
2014年,当欧洲难民危机尚未爆发时,一本纯经济学书籍在世界舆论场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这就是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所著的《21世纪经济资本论》。该书引起学者、媒体乃至公众热议的,是皮凯蒂提出的一个“不等式”。他总结了人类近三百年来的经济发展史,发现在近三百年的大多数时段,资本回报率都恒大于生产总值的增长。说得更简单些,就是全世界的贫富差距正在以一种不可逆的趋势被拉大。
皮凯蒂这一贫富差距正在拉大的观点在当今的世界经济学界是十分“离经叛道”的,因为它挑战了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时代早期那种贫富差距过大的现象只是暂时的,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收入分配状况会逐渐改善,最后达到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状况。可以说,“库兹涅茨曲线”描绘的是一个人类大同的美妙梦境。
然而,与《21世纪资本论》一样,现实却毫不留情地打了这个梦的脸。乐施会2015年公布的报告指出,就在2016年,全球会达到一个危险的临界点,占全球人口1%的最富有者所拥有的财富将超过世界总财富的一半,他们将比剩余99%的人加在一起还富有。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上都不曾有过的奇景。
那些1%的富豪们究竟是怎样完成资本集聚的呢?经济学者给出的答案是“全球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让资本开始像水一样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通。资本持有者们撤去发达国家的生产线、裁掉薪水过高的“工人贵族”,前往世界彼端的发展中国家寻找廉价劳动力,等到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力价格随着经济发展而水涨船高,资本又再次出逃,寻找新的“劳动力处女地”。正是这种“舍高就低”,结束了西方尤其是西欧“高薪工人”的童话时代。德国《经济新闻报》不久前撰文指出,作为欧洲一体化的旗手,德国同时也是欧元区内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德国政府的贫富状况报告显示,占德国人口十分之一的有钱人拥有德国私有净资产的53%,而占德国人口半数的低收入家庭拥有的财产比例只有1%。而整个欧洲范围内,越是融入“一体化”进程的国家,贫富分化的现象也越明显。
在全球化的高歌猛进中,人类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贫富差距悬殊的奇景,而那些被富豪们甩开的“99%”们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在美国,他们发动了占领华尔街的运动,而在欧洲,掺杂了宗教、政见、种族等多种复杂因素后,另一些事情理所当然地发生了。
秒变恐袭犯
底层在躁动
在全球贫富差距拉大的大潮中,欧洲一直是一个“逆潮流而动者”,其所坚持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一直试图弥合阶层之间的差距,创造一个社会资源公平分配的“伊甸园”。然而,人类的发展史证明,当时代洪流滚滚而来时,那些现实中的乌托邦和“地上天国”,往往是最先被攻破的。
对于欧洲来说,这种打击来自近在咫尺的中东。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经济环境原本就不健全的中东各国贫富差距进一步分化,尤其是埃及、叙利亚等非产油国,在之前的经济发展中受到恩惠的是一部分精英阶层,多数国民特别是年轻人没有享受到改革的好处。相反,通货膨胀导致后者的生活水平下降,青年失业率高于50%。这些矛盾最终点燃了“阿拉伯之春”。
燃烧的战火给了这些长期盘踞在底层的青年们向欧洲移民的动力,这些底层民众梦想在相对公平的欧洲获得比在本国更好的收入。据欧盟估算,在目前前往欧洲数以百万计的“难民”中,有50%至70%是这种“经济难民”。欧洲难民危机,本质上是一次中东底层民众向欧洲的大规模迁移。然而,正如前文所述,贫富差距的扩大是世界性的,大规模的难民潮并没有满足新来者的“富裕梦”,反而让欧洲底层社会的空间变得更加拥挤、焦躁。
7月14日的尼斯惨案,其实是这种焦躁的典型体现,从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凶手穆罕默德·布莱勒几乎不符合任何原教旨主义者的形象。他酗酒、家暴、乱性、吃猪肉、吸毒,直到半个月前还不了解任何伊斯兰教经典,直到八天前才开始蓄须。从他身上,人们看到的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底层失败者形象,而在惨案发生后“伊斯兰国”所发出的声明中,该极端组织却将布莱勒称为“圣战战士”。这个尊贵称号与布莱勒实际境遇之间的反差,也许正是布莱勒“秒变”恐怖分子的真实原因。
“一个人越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越是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他所参与的神圣事业。”英国人埃里克·霍弗曾如是说。只有挥舞着“国家、宗教、种族”的大旗,那些在现实中被挤压得无处可藏的失败者们,才会觉得自己活得像个大写的人——这一点,不仅欧洲如此,举世皆然。
政变与公投
阶级在分裂
与法国的恐袭相比,土耳其与英国的“症状”虽然更复杂,但病根却是一样的。
近20年来,土耳其国民生产总值保持着5%的年均增长率,然而在发展的表象背后,分配的不公却越发严重。作为全力与欧洲接轨的国家,土耳其增长的红利大部分被少数城市精英、军人所吞噬。而占人口一半以上的广大农民则至今仍保持30%以上的贫困率。这种不均衡分配给了亲宗教势力做大的机会。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原本在宗教派和世俗派之间摇摆的中间阶层因为经济地位沦落,最终倒向了宗教派,这一变化让亲宗教的正义与发展党一下子获得占总人口30%的选票。土耳其的“宗教化回潮”自此加速,并最终诱发了这次政变。
既然正在发生的种种怪相都能归因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底层躁动,那么精英们是否存在与“草根阶层”进行协商的空间呢?从不久前英国公投中所展现的情况看来,情形不容乐观。
长久以来,英国民众之所以被视为欧洲最理性、最有民主素养的一群,原因在于英国曾存在着庞大的“工人贵族”阶层。自18世纪中后期起,英国工人的平均工资就一直保持在欧陆工人的1.5-2倍之间,正是这种高薪,稳住了英国政治的基本盘,让英国躲过了20世纪的各类政治风波。然而,这种“工人贵族”传统在二战后便因大英帝国解体而破产,上世纪70年代“入欧”后,经过欧洲一体化的洗礼,在GDP数据依然亮眼的表象下,英国已经从原先的“世界工厂”蜕变为金融中心,少数金融精英和服务业的大量底层工作者成了英国贫富分化的两端。
此次脱欧公投,对于英国很多底层民众而言,不仅仅是为了从外来移民那里抢回工作岗位、收入和福利,还是对主流政治、对卡梅伦政府、对社会精英和有钱人的宣战。在这一点上,英国《卫报》的“脱欧公投:欢迎来到分裂、愤怒的王国”视频让人印象尤其深刻。视频中,在距离曼彻斯特市中心仅10分钟车程的破败的工人阶级社区,两位大婶指了指市中心方向说,“如果你有钱,你投留欧”,接着又指了指自己,“如果你没钱,你投脱欧!”
英国底层民众其实把账算得很清楚,留欧也许的确能让英国总体上更繁荣,但这种繁荣与他们何干?他们所见到的只会是繁荣红利被精英所吞噬,而他们的工作职位却会被外国移民抢走。所以,主流媒体和首相一遍遍宣传的“大道理”对于这些“脱欧派”们毫无说服力。在与欧洲“离婚”之前,英国上下阶层之间已经分裂了,这其实才是最危险的信号。
正在欧洲发生的新闻,其实是一场反全球化的“倒春寒”。它向我们揭示的残酷事实是——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这些看似美好的词汇,其实并不有利于所有阶层。2016年,当全球化所带来的贫富差距跨过了那个危险的临界值,来自欧洲的警报已然响起时,在这警报声中,全人类又将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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