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曾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同病相怜,土耳其在近代史上曾被称为“西亚病夫”,只不过,这位“病友”当年的病势更加危重一些:不仅手脚不灵便,打不过西方列强,眼神也不太好使,老是站错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居然不顾自己国势羸弱,毅然为同盟国站台(原因仅仅是德国送了他家一艘战列舰)。无论怎么看,这一选择都称得上是作死行为,要知道,作为一个腐败的旧政权,奥斯曼土耳其原本19世纪就该亡国了,只是因为当时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国要玩大陆制衡,才留了它一条命。如今土耳其又得罪了恩主英国,没人罩着了,协约国一方把几百年前的民族仇、宗教恨都翻出来了,誓要把土耳其打得灭国才罢休。
在亡国灭种的危机前,突然晴天霹雳一声响,上天给土耳其降下了一个救国军神,这就是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凯末尔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完美的”,土耳其人后来还给他专门授予了个姓氏叫“阿塔土克”,意思是“土耳其人之父”。一个人牛到敢叫“完美的爹”,你可以想象他战斗力有多爆表。一战期间,当土耳其在其他各条战线上节节败退时,唯独凯末尔任师长的那个师捷报频传,两次打退了英军在达达尼尔海峡的登陆。凯末尔因此一战成名,成了土耳其的民族英雄。
当然,凯末尔之所以能取得完胜,除了他本人天纵英武之外,跟英国人不会玩登陆战也有很大关系。策划该战的海军大臣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丘吉尔,这位记者出身、拿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文青”大臣估计是文学经典看多了,执意要求英军在武器装备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模仿古人在小亚细亚登陆。想法很浪漫,但战果却是被凯末尔手中刚进口的德国水冷马克沁重机枪怒收一拨人头。参与此战的英军澳新军团因为伤亡过于惨重,回国后就将此战日期定作了本国的建军节。
凯末尔虽然仗打得漂亮,但也因此跟协约国结了仇。1919年,在摆平了德奥之后,英法转过头来就开始琢磨怎么收拾土耳其。但考虑到一战刚打完,本国士兵都想歇歇,于是决定出钱出枪出顾问,怂恿希腊跟土耳其开干。希腊在老大哥的忽悠下,不顾自家还欠着一屁股战争债,兴冲冲地去找土耳其干仗,随即被已荣任土耳其共和国统帅的战神凯末尔干翻在地,连希腊总司令都被活捉了。
1923年7月24日,协约国与土耳其正式签订《洛桑条约》,以条约形式承认了土耳其的独立。在欧洲人的眼皮子底下为一个与基督教文明“异质”的民族争取到生存权,这是个超高难度的工作,但凯末尔居然完成了。
如果同样以1919年为界,曾是“东亚病夫”的中国用30年才完成了民族的解放和独立,而“西亚病夫”土耳其却只用了四年就翻身得解放。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痛快”得多的民族解放史,但正是因为其“速胜”,土耳其的病其实没好利索,落下了许多后遗症:
首先,土耳其对近代化、世俗化的理解没有深化,崇尚、向往世俗化的始终只有少部分城市精英,至于广大农民则始终没有摆脱宗教和封建制度的影响,这造成了土耳其建国后宗教和封建势力的一再反扑。为了制衡这种反扑,土耳其不得不加强凯末尔时代就留下的军人干政传统,这造就了土耳其军队喜欢政变的“光荣传统”。最严重的后遗症,其实还不是这些。由于凯末尔的“救国英雄”形象太过耀眼,导致已经建立民主制度的土耳其,却形成了一种民主制度下罕见的“英雄情结”,政治家在演讲时言必称凯末尔,民众也始终幻想某个政治强人能帮国家解决问题。这种“英雄幻想”,其实是凯末尔革命给土耳其留下的最大病根,在可见的未来,我们也许会看到它会一再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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