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园里打太极拳的学生
珠江上船民的生活
林西莉在王迪老师的指导下学琴
留学中国遭遇大饥荒
1961年1月,28岁的瑞典姑娘塞茜里娅·林德奎斯脱跟随做外交官的丈夫第一次来到中国,一周后被安排进入北京大学学习汉语。为入乡随俗,她给自己起了中文名字:林西莉,林即森林,西莉意为“西方的茉莉花”。
之前,林西莉对1949年以前的中国还是有所了解的。在中国传教的瑞典传教士每七年返回瑞典一次,发表文章或写书来介绍自己在中国的各种经历,瑞典的旅行家、考古学家也都在自己的著作里描述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化。20世纪50年代初,绝大多数传教士、科学家和商人被迫离开中国,中国与世界隔绝了。
初到北京大学,对中国的贫穷状况“有思想准备”的林西莉感到惊愕:学校里大堆大堆的炉灰,周围农田施肥时的大粪味儿飘进校园；大教室里寒气逼人,学生们都穿得鼓鼓囊囊,把双脚尽量抬离地面；学生们由于营养状况差而被禁止参加大运动量的运动项目,只能练习太极拳；春天一到,成群的北大学生爬到校园里的树上摘榆钱和树叶充饥。尽管专为留学生提供三餐的食堂里,除了蔬菜面食,还卖肉丸子和炖牛肉,但不管吃多少,林西莉总觉得饿,直到她开始大量地掉头发,医生诊断为蛋白质严重缺乏。
严重的饥荒让林西莉感到惊讶,学校里和社会上的政治僵硬、教条主义更让她无法适应。课文中满篇的政治口号和用语,授课教师让学生死记硬背,提问被视为破坏课堂秩序。林西莉在日记中写道:“我为什么待在这里?像一所填鸭式的小学……我感到我在变小、皱缩和正在不可救药地变成一个四岁的孩子。”校方还给她安排了一名中国学生“帮助学习”,实际是监视她的一举一动——读哪些书、说过什么话、跟哪些人接触,然后向校方汇报。
在北京的外国留学生,只可以随便去西山和明十三陵,南京、西安、半坡村遗址都不对外国人开放,去其他地方也需要批准,并入住指定的宾馆。在当时的情境下,中国民众跟外国人交往时也小心翼翼。林西莉曾为一个新结识的中国朋友拍了几张照片,结果却被要求销毁底片,因为朋友认为外国人给她拍照片这件事可能会给她在大学继续工作带来不良影响。访问广州时,林西莉拍了珠江上船民生活的照片,结果被几百人团团围住,人们高喊:“你为什么不照我们新的市政府大楼?为什么不照我们的新公园?为什么单照这里不好的环境?”
贫困的生活掩不住古老的中国文化
希望来中国学习诗歌、瓷器和建筑学的林西莉,并没有如愿。在北大呆了几个月后,她打算离开中国。离开之前,她只身闯入北京音乐学院碰碰运气,想找个老师学习中国古琴。幸运的是,接待她的是一位懂德语的友善的先生,帮她联系到北京古琴研究会,被接收为学习演奏古琴的唯一学生。过后她才知道这位先生就是她后来的古琴老师王迪的丈夫。
研究会的工作人员大多来自旧时代的文人阶层,管平湖的父亲是宫廷画家,溥雪斋是末代皇帝的堂兄,查阜西、吴景略是音乐学院教授。林西莉自认为遇到了“最博学的知识分子”,不管她问诗词歌赋、瓷器、哲学、建筑学、音乐还是养兰花的技巧,研究会的人都能答得上来,并且没有一句政治空话和口号。
学琴贯穿了林西莉的留学时光,她常常背着一把借来的宋代古琴,即便担心琴被挤坏,也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挤上已经挤满人的公共汽车,到古琴研究会去上课。带有小花圃的四合院、透过木质窗棂的温暖光线和研究会的工作人员,构成了她生活中“最伟大的经历之一”。1962年回国之前,古琴研究会安排了一次考试,林西莉在二十多位专家面前演奏古琴曲目。专家们仔细观察她的指法,说“一看就知道是王迪和管平湖的高足”。
认识古琴研究会的学者和音乐家之后,林西莉对中国的态度完全改变了,“古老的中国文化仍然有着浓厚的底蕴——尽管遭到强烈的怀疑,但仍然存活着”,她对中国发生的一切也产生了兴趣,不管是文化领域还是社会生活方面。在观者寥寥的故宫,她一连几个小时在大厅里观察学习；在前门外的小剧场看京剧,大开眼界；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甲骨文；在苏州,进入有亭台楼阁的带围墙的庭院,“好像置身于一幅千年古画之中”,几年后在瑞典,她也建起了一个类似的小庭院；在株洲湘江,见到修长的船只、明亮的阳光,每次弹奏《潇湘云水》时总觉得湘江就在脚下“波光粼粼地流淌着”。
后来,林西莉将学习古琴的这段经历写进了《古琴》一书中,而研究中国文化也成了她持续一生的兴趣。1989年,她完成了《汉字王国》一书,这本书获瑞典文学图书最高奖——奥古斯特奖,并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林西莉也成为瑞典最杰出的“中国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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