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3月26日起,为回应俄罗斯前特工在英国“中毒”事件,西方20多个国家先后宣布驱逐俄罗斯驻本国的外交官。此情此景,令人想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上个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做的“神预言”:西方世界的“恐俄症”近年来不但没有减缓,反而在增强,眼下甚至已经比冷战时期更为剧烈了。
如果“恐俄症”真的是西方国家此轮驱逐大使风潮的根源,那么它究竟有什么内在逻辑呢?
本报记者 王昱
地缘造就“生存死局”
美国著名外交家、历史学家乔治·凯南,因为在二战后一手策划了对苏联的遏制战略而被称为“冷战之父”。1947年,当美苏之间还维持着通过共同抗击法西斯而缔造的“表面盟友”关系时,他就写了本名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的小册子,从“民族性”上详述与苏联翻脸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其中有一段论述颇为著名:“苏联的侵略行为和对领土扩张的病态追求,这一切都来自其内心深处、基于地缘的不安全感。”
为什么苏联会有“基于地缘的不安全感”?可能认为这个问题太过简单,身为大学者的乔治·凯南在文中没有详述。但是,如果你手头有一张欧洲地形图,请铺开它看上两分钟,就会发现乔治·凯南所言非虚——单看地缘,俄罗斯与它的西方邻居就很难达成互信。
俄罗斯在欧洲的主要部分,是一块面积近400万平方公里、世界第二大的平原——东欧大平原,这块平原在提供令人垂涎的发展空间的同时,也因其无险可守而让其主人面临如何保护它的难题——与大多数国家历史上都曾依靠险要的地理巩固疆界不同,俄罗斯历史上的每一次“卫国战争”几乎都只能采用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
更有趣的是,东欧平原连同其西面的波德平原,形成了一个“喇叭口”,北沿波罗的海、南沿喀尔巴阡山脉,越往东越宽广,越往西越收窄。对于在平原东部防守的俄罗斯人来说,一旦被迫后撤,防线就会越来越宽、兵力越摊越薄、进攻者优势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拿破仑战争还是二战,俄罗斯和苏联在防守中都是一溃千里,从波兰退到莫斯科,直到战线不再拉长、冬天来临才能翻盘。
所以,对于俄罗斯的决策者来说,尽力向西方扩张、在更为狭窄的边境线上布置防守兵力就成了几乎唯一正确的选择。比如在二战初期,苏联与纳粹德国瓜分波兰、侵吞波罗的海三国,虽然在道义上备受谴责,但连丘吉尔在战后都不得不承认:如果单从防卫德国的军事角度讲,斯大林此举是明智的。
但是,对于俄罗斯的西方邻居来说,俄罗斯为求自身安全的西扩,恰恰会给它们造成更大的恐惧:边界线的不断收窄,意味着俄罗斯可以在单位长度的战线上投入更多兵力,一旦俄罗斯先动手,其人海战术将使奉行精兵政策的西方无法抵挡。比如在“西扩”最成功的冷战时代,北约就苦恼于一旦苏联在狭窄的东西德边境集中五万多辆坦克,该如何抵挡——最终的讨论结果是没有任何方式抵御,一旦开打只能动用核武器。
谁先动手进攻谁占优,谁将战线推得越靠近对方谁占优,这就是俄欧之间永恒存在的悖论。这个悖论让俄欧之间很难达成真正的战略互信,除非双方能够划定一条彼此都能接受、感到安全的“势力边界线”。
而眼下的这条“势力边界线”,显然是俄罗斯无法接受的。冷战结束后,随着东欧的剧变,俄罗斯的势力原本大幅收缩,但西方为继续增加自身的安全感却一味推行东扩政策,吸收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并在那里部署兵力。此举一直招致俄罗斯政府和军方不满,普京甚至直言:“北约这么做让俄罗斯毫无安全感。”但美欧依然我行我素。
最终,2014年的乌克兰事件让双方矛盾彻底激化。由于乌克兰的“反水”,俄罗斯将面临一条漫长且无法防御的边境线。守卫这条边境,不仅是俄罗斯的军事噩梦,也将是财政噩梦。从这一点考虑,我们就能理解俄罗斯当时为何宁可顶着制裁压力也要“收回”克里米亚并干预东乌克兰局势——套用二战中斯大林的话说,俄罗斯确实“退无可退”了。
西方“教不好”俄罗斯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互相猜疑基本无解,那么,身为近邻、人种和文化又相近的双方为何不彼此学习、相互融合呢?
其实,这个思路在历史上不是没有人试过,但每次实验都验证了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对于俄罗斯这个“学生”,西方教不好。
在历史上,俄罗斯对西欧的科技和文明的确曾十分心醉,乃至为改变俄罗斯的落后面貌,彼得大帝本人曾假扮水手,随团前往西欧当学徒,并进行实地考察。归国后,彼得大帝以西欧为楷模,对俄罗斯社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然而,在全盘西化后,彼得大帝立刻对欧洲强国瑞典刀兵相向,经过长达21年的北方战争,从后者手中夺得了波罗的海出海口。这位大帝曾自豪地说:“一般学生只要七年即可毕业,我们的学校却花了三倍长的时间。但是感谢上帝,我们的毕业成绩真是好得不能再好了。”
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时,相似的一幕再度上演。这位嫁到俄国的德国公主同样崇尚欧洲文明,并一再明确宣称俄罗斯是欧洲国家,但叶卡捷琳娜二世“亲近”西方的表现同样包含对其大打出手,以至于其临死前还不无遗憾地宣称:“如果再给我两百年时间,我能让俄罗斯统一整个欧洲。”
事实上,欧洲对俄罗斯的观感与中国对日本的观感有些类似,即都认为后者学习了自己,却掉回头来试图吃掉其文化上的乳母。而与日本不同的是,俄罗斯由于其庞大的体量,真的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正因如此,后来的西方一方面希望对俄罗斯进行同化,另一方面却又惧怕其庞大的体量,认为“谦逊的俄罗斯人更可怕”(英国首相张伯伦语),不愿敞开心扉与其相交,而时刻怀有“老猫上树留一手”的戒惧。
欧洲这种情绪的最近一次表现也是在冷战结束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台上时曾经积极鼓动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进行西化改革、“建设欧洲美好家园”,可是1991年11月,正当苏联即将解体时,刚刚卸任的撒切尔夫人却跑到美国休斯敦发表演讲,警告美国不可对俄罗斯掉以轻心,并公开表示:“为欧洲的安全考虑,俄罗斯境内居住1500万人在经济上才是合理。”
如撒切尔夫人所愿,冷战后的西方对俄罗斯依然身怀戒惧,北约非但没有随之解散,而且还不顾俄罗斯反对向东扩张；西方的援助承诺也是雷声大雨点小,且附加条件颇多。其实,恐怕连西方政客们自己也知道对俄这种既不诚心相交,又想让其驯服的期望很难成功,但他们又能如何呢?庞大的北极熊是如此让人恐惧,哪怕它主动舔你表示亲昵。
今年2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上世纪90年代,当时西方、美国、欧洲各个机要部门的顾问们都曾在俄罗斯工作,但他们教的东西令人失望。但是在21世纪,俄罗斯开始意识到自己是拥有上千年历史、民众为之自豪的国家。“这对于那些对俄罗斯抱有不实幻想的人来说是个冲击。这是他们恐俄的根源。”
拉夫罗夫的话显然是个标志:在短暂的融合之后,俄罗斯正在放弃与西方融合的思路,重拾对抗的思路。而这种转变无疑是西方“恐俄症”再度加强的原因——即便在双方最亲密的时代,这病也从未真正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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