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现童年”到“童年消逝”
2018年06月02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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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曲鹏
  在人类历史上,一直被视为自然现象的“儿童”,直到1762年才被卢梭在著作《爱弥儿》中提出:“把人当人看待,把儿童当儿童看待。”如今,从衣食住行到成长教育,我们前所未有地关注儿童,并为儿童“早熟”、成人化而焦虑。在一些研究者眼中,经历三四百年才逐渐建构起来的童年观念正在迅速消逝。
>> 儿童曾经被历史忽视
  1960年,法国历史学家菲力浦·阿利埃斯出版了震惊西方史学界的著作《儿童的世纪》。在这部著作中,阿利埃斯指出,童年时期是一种社会的建构。在中世纪欧洲,特别是在法国,人们只承认短暂的幼儿期的特殊性,并不承认儿童具有与成人相对不同的独立性,过了七岁的小孩被视为“缩小的成人”,要求儿童尽早和成人一起进行劳动和游戏,这样,儿童便从小孩子一下子成了年轻的大人。到了16世纪,成人才开始注意到儿童,溺爱起儿童。17世纪时,人们逐渐明白儿童不同于成人,不是缩小尺寸的成人,他们是独特的群体,有自己的穿着打扮及休闲娱乐。到了18世纪,现代童年概念正式出现,儿童成为家中重要成员,儿童必须接受训练,被纠正行为,且需要保护与改造。
  此后,大量不同时代与地区的儿童史作品陆续问世,后继研究者多受此书启发和影响,比如《童年的消逝》和《童年之死》。
  1982年,以宣布“娱乐至死”而闻名的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出版《童年的消逝》一书,惊呼:“童年正在消逝!”透过敏锐的观察力,波兹曼举例说明了印刷媒体怎样制造了童年概念,而电子媒体又如何消灭童年。他认为,在美国现代社会,语言、衣着、游戏、兴趣、社会活动、犯罪率等方面,儿童的表现与成人渐趋一致,儿童与成人的分界线正在模糊,这些都与传播科技的发展息息相关。面对“童年的消逝”,波兹曼发出哀叹:“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儿童的天真无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渐退化,然后扭曲成为伪成人的劣等面目,这是令人痛心和尴尬的,而且尤其可悲。”
  对于新媒介对儿童造成的负面影响,英国学者大卫·帕金翰十分赞成波兹曼的观点,他在2000年出版的《童年之死》中指出“我们再也不能让儿童回到童年的秘密花园里了……儿童溜入了广阔的成人世界——一个充满了危险与机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电子媒体正在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 借儿童传达成人世界的焦虑
  波兹曼写作《童年的消逝》的时候,网络还未崛起,他将童年的消逝归咎于电子媒介,特别是电视的传播模式侵蚀破坏了童年与成年的界限。1994年《童年的消逝》在美国再版时,因特网已经开始迅速发展,波兹曼对这本书并没有做重大修改,“那时所发生的一切,现在仍然在发生,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许多小学生给波兹曼写信探讨书中提到的观点:“童年没有消逝,因为我们看电视,我认为一周五天上学才是荒废童年。”“当你是孩子时,你并不需要顾虑责任的问题,孩子们应该多一些玩耍。”“我认为18岁才应该是儿童变成成年人的年龄。”从这些学生不加掩饰的评论中,波兹曼认识到儿童自身就是保存童年的一股力量,儿童不仅懂得他们与成人不同的价值所在,还关心二者之间的界限。由此看来,波兹曼对于儿童的关注,更多的是在借着“儿童”传达他所代表的成人世界的焦虑和思考。
  尽管波兹曼没有在书中为童年的消逝提供解决方案,但在结尾提到“个人完全有能力抵制媒介对儿童的不良影响”,那就是父母努力控制子女接触媒介的机会,“不只是在帮助孩子拥有一个童年,而且同时是在创造某种知识精英”。
  大卫·帕金翰在赞同波兹曼“童年消逝说”的同时,对现代媒体持有乐观的肯定态度,“一味地责怪媒体或者是颂扬它,都是高估了它们的力量,并且低估了儿童利用媒体来创造他们自己的意义及快乐的各种不同方式”。面对电子媒体对儿童生活的侵入,他反对童年更进一步的私人化或家庭化,把“将儿童孤立在成人世界之外”看作不明智的选择,他说:“我们希望能够保护儿童免于接触这样世界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必须有勇气准备让他们来对付这个世界,来理解这个世界,并且按照自身的特点积极地参与这个世界。”在众多的媒体面前,儿童已不只是单纯被动地受其影响,在成人的指引和帮助下,他们完全可以更好地学习使用媒体,并且形成选择和鉴别好坏的能力,而媒体也为儿童的成长带来一些便利条件。
>> 儿童与成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提到儿童这个概念在中国的演变历史,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过去的幼教家训和诗词传记,这些构成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借助这些史料,台湾学者熊秉真在《童年忆往》一书中,为我们钩沉了中国孩子的历史。
  《儿童的世纪》中以观察西欧社会特定的社会进程而形成的“儿童”观念,如果放在中国历史的语境中,就显示出极大的差异。如熊秉真在《童年忆往》中所指出的,传统上中国人并不认为童年阶段本身有特别的意义,也不以年龄作划分儿童与成人的标准,而是“视儿童为一群有别于成人的人物,或者认定婴童之幼年为一特殊之成长初期之阶段,是一早有的概念,决非近代社会的产物”,这完全不同于西方儿童史中儿童与成人、童年与成年的二元对立观点。尽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儿童、童年确实有别于成人、成年,但传统观念认为二者在人生历程中呈现互为消长而彼此兼有的状态:“一方面,人一出生,每位婴童生命中即已有一未来蔚然成形的成人在内,儒家理论所谓的‘善端’或‘四端’;另一方面,当婴童渐长为成人之时,其童子之天真率性,并未完全消逝泯灭,故道家言复为婴孩、返老还童,宋儒谈复其本性。”
  许多史学家把“发现儿童”视为一种社会进步,熊秉真却发现,当社会特别关注儿童的时候,“常会造出一些刻板僵化的理想样式,而刻意把孩子造成某种模样”,这种特殊的关注可能比原先的漠视或误解更糟糕。社会重视儿童以后,纷纷把他们送进学校教育。“现在是大家一定要上学,上学还给所有儿童很多功能性的角色。现在给小孩的教育都是假设这些知识将来对他有用,所以他要做这些事,未必是为了满足儿童自己的需要,而是因为想强加给他一些东西,希望装备好他,让他去承担社会的角色或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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