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曲鹏
人们熟知的漫画家丰子恺,并不只是一个漫画家。上世纪20年代,蔡元培倡导的美育教育在中国迅速兴起之时,丰子恺便是美育教育的实践者之一:他是当时第一本美育杂志的编者,五十多年从事的艺术理论、散文创作、漫画创作、音乐普及工作都践行着他“立人”为根本的大众美育理念。今年适逢丰子恺120周年诞辰,通过其著作《缘缘堂随笔》《子恺漫画》《艺术教育》《音乐入门》等重新认识他的儿童观、美育理念,发现他的很多观点在今天也不过时。
真心崇拜儿童 处处赞美儿童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儿童的发现”使得儿童地位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出于对艺术的崇仰和对佛教教义的思考,丰子恺自称“儿童崇拜者”,从一开始关注儿童就表现出对儿童世界顶礼膜拜的姿态。他说:“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
上世纪20年代政局动荡,在混乱的逃难期间,居于上海的丰子恺更加怀念在故乡石门湾的田园生活,与儿子瞻瞻的对话,激发他开始思考关于童年的话题。丰子恺问瞻瞻最喜欢什么事,瞻瞻答“逃难”,“就是爸爸、妈妈、宝姊姊、软软……娘姨,大家坐汽车,去看大轮船”。丰子恺感叹道:“他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我在世智尘劳的实生活中,也应该懂得这撤网的方法,暂时看看事物本身的真相。唉,我要向他学习!”
这一时期,丰子恺创作出了大量表现儿童相的作品,如漫画《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瞻瞻底车》《瞻瞻底梦》《花生米不满足》《爸爸不在的时候》等,随笔《儿女》《给我的孩子们》《从孩子得到的启示》等。
丰子恺的这类创作,引起了当时更具有政治意识的作家的不满,有人指责他“故意向未练的孩子们的空想界中找求荒唐的乌托邦,以为逃避现实之所”。丰子恺却不以为意,还嘲笑他们“屈服于现实,忘却人类的本性”。在后来回顾自己这一时期的创作时,丰子恺曾这样说:“在随笔中漫画中,处处赞扬儿童。现在回想当时的意识,这是从反面诅咒成人社会的恶劣。”
丰子恺的文章曾受到日本研究者吉川幸次郎和谷崎润一郎的好评,1946年丰子恺回应说:“我不但如谷崎君所说的‘欢喜孩子’,并且自己本身是个孩子。”他慨叹:“在中国,我觉得孩子太少了。成人们大都热衷于名利,荤心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没有细嚼人生滋味的余暇与余力。孩子们呢,都被竞赛考试分数……弄得像机器人一样,失却了孩子原有的真率与趣味,长此以往中国恐将全是大人而没有孩子,连婴孩也都是世故深通的老人了。”
女儿阿宝14岁时,丰子恺特地写了文章《送阿宝出黄金时代》,自述“悲喜交集”之情。随着儿女由天真烂漫的儿童渐渐变成拘谨驯服的少年,他画儿童漫画的兴趣也开始减退,“我也无心再来赞美那昙花似的儿童世界了”。
培养童心 就是涵养趣味
丰子恺曾以教学环境为主题创作了很多漫画作品,反映了他对民国教育体系的失望与不满。在题为《某种教育》的漫画中,他把学校比喻成制作泥人的手工作坊,专门生产千篇一律、毫无生气的产品；漫画《某种教师》把教师的脑袋画成了留声机,讽刺其只会照本宣科。
与丰子恺一样,同时代的鲁迅也意识到了儿童教育所遭遇的困境。鲁迅呼吁改革儿童教育必须从改变儿童教育者的观念开始,那就是“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丰子恺却强调“涵养童心”,“不必父母与先生教他”,“只要父母与先生不摧残它而培养它,就够了”。
1927年,丰子恺译介日本学者关宽之所著《儿童的年龄性质与玩具》一文时,在序言《儿童苦》中谈到,家中桌子都比小孩子的个头高,椅子都是小孩子坐不着的,门都是小孩子打不开的,谈的话都是小孩子听不懂又不感兴趣的……所有这些儿童的“苦”,必须要引起社会各界对儿童的关注。同年,他在《教育杂志》上发表《儿童的大人化》和《童心的培养》两篇文章,阐发自己的儿童教育主张。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时。
丰子恺认为“大人因不理解孩子,而强迫孩子照大人自己一样地做人”,儿童的大人化也就成为必然。他呼吁:“世间的大人们,你们是由儿童变成的,你们的童心不曾完全泯灭。你们应该时时召回自己的童心,亲自去看看儿童的世界,不要误解他们,摧残他们的美丽与幸福,而硬拉他们到这枯燥苦闷的大人的世界里来。”
对于从事儿童教育的人,丰子恺建议:“切不可斥儿童的痴呆,切不可盼望儿童的像大人,切不可把儿童大人化,宁可保留、培养他们的一点痴呆,直到成人以后。这痴呆就是童心。童心,在大人就是一种‘趣味’。培养童心,就是涵养趣味。”
丰子恺在文章《美与同情》中提及一件小事。一个孩子一进到丰子恺的房间里便开始整理东西:看见挂表的正面贴在桌子上,便将挂表翻转来；看见茶杯放在茶壶的把手后面,便移到茶壶口前面来；看见床下的鞋子一顺一倒,便掉转来；看见墙上字画立幅的绳子露在外面,便搬了凳子,把绳子藏到后面去。丰子恺感谢孩子帮他收拾,孩子却说:“不是,因为我看了那种样子,心情很不安适。挂表的面合复在桌子上,看它何等气闷!茶杯躲在它母亲的背后,教它怎样吃奶奶?鞋子一顺一倒,教它们怎样谈话?立幅的辫子拖在前面,像一个鸦片鬼。”丰子恺由此感叹儿童的同情心之丰富,能够与物共鸣共感、共悲共喜,因而特别强调保护孩子纯洁无疵、天真烂漫的童心,“使成人之后,能动地拿这心来观察世间,矫正世间,不致受动地盲从这世间的已成的习惯,而被世间所结成的罗网所羁绊”,才能发现世间的真、感受人生的美。
丰子恺认为儿童也有他们的精神生活,因此郑重其事地从事儿童玩具方面著作的翻译,津津乐道地传授给儿童各种游戏方法,孜孜不倦地编写适合儿童的故事。作家刘以鬯曾在《忆丰子恺》一文中回忆抗战时期到重庆郊外拜访丰子恺的情景:“走进那幢涂着白色粘土的屋子,我见到几个孩子与一个老头子。孩子们在忙碌地搓湿泥,老头子则用刀子将搓成的泥土切成许多小方块……”原来,丰子恺正和孩子们在做麻将牌。丰子恺解释道:“战时物资缺乏,目前必需品尚且难找,何况麻将牌。几个孩子喜欢玩麻将,只好自己动手做。”
不会画画唱歌 也可以是饱受艺术教育的人
二十世纪初,王国维、蔡元培等人倡导美育,各地师范学堂开始培养从事艺术教育的专门人才。丰子恺就是其中一位。1914年,他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从李叔同学习音乐、绘画,绘画长进很快。一次,李叔同郑重地对他说:“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从没见过这样快速的进步。”这次谈话对丰子恺影响深远,他后来回忆说:“从这晚起我便打定主意,专心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永不变志。”
学满五年毕业后,他又追随老师李叔同昔日的脚步,留学日本。回国后,他与同学创办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包括图画、音乐、手工艺各科的私立艺术师范学校——上海专科师范学校,组织发起“中华美育会”,创办《美育》杂志,还和夏丏尊、朱自清等良师益友一起在上海创办立达学园、开明书店。
丰子恺不屑于崇尚西方文化、只为知识阶层所享有而互相欣赏的艺术,“欧化东潮之初,我国人盲法西洋,什么都变本加厉。研究科学回国的人,把人看得同机械一样。研究艺术回国的人,看见中国里只有他一个人,美其名曰‘浪漫’。所谓‘象牙塔里的艺术’,就是这班人造出来的”。
丰子恺将自己从事的“美育教育”称作“艺术教育”,主张艺术应该走下高台,走进群众和社会,让老百姓接受美的教育,从而形成一种美的社会风气。他把能够涵养感情的绘画和音乐,作为最合适的艺术教育手段。但是,“艺术的”不等同于“漂亮的”“华丽的”“摩登的”,艺术教育也不单是教画与教唱。不漂亮,不华丽,不摩登的,很可以是“艺术的”；不会描画,不会唱歌的,也可以是饱受艺术教育的人。
健全的艺术教育不仅注重绘画唱歌的技巧,还必须注重在生活上的活用。看到儿童无故在白色的粉墙上乱涂、在美丽的雪地里小便,丰子恺都认为这是图画音乐的教育不健全之故,“儿童应有爱美心,不忍无端破坏世间一切美景”；无端破坏一个蛛网、踏杀一群蚂蚁,无故毁坏自然,无故残杀生命,以破坏为乐,推广此心,便可滥用权势来任意破坏别人的事业,用飞机载了炸弹到市区狂炸,都是“不艺术的”。无形之中,艺术教育比其他教育有力得多。
从儿时学唱《祖国歌》《励学》等学堂乐歌的经历中,丰子恺体会到了音乐与儿童的关系之重大:“儿童的唱歌,则全心没入于其中而终身服膺勿失。假如能够这样,次代的世间一定比现在和平幸福得多。因为音乐能永远保住人的童心。”他编撰了大量以中小学生和普通百姓为对象的音乐普及读物,最为著名的是《音乐入门》,建国前共印刷28版次；主张乐器应该容易上手、简单、价廉,这样普通大众都可以学习并自己演奏,每个人都能领略音乐之美。
1922年丰子恺受夏丏尊的邀请,到浙江上虞的春晖中学教图画、音乐和英文。有一年,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到春晖中学演讲,丰子恺率领学生到车站迎接。从车站回学校的山间小路上,丰子恺与学生携手唱歌,令沈泽民对学校的情感教育和艺术教育大为赞赏:“谁见过教师和学生一块儿到车站去接一个客人,回来的时候,携手唱歌,师生间的融洽,对待客人的亲密,在各种学校中,这是我的第一次了。”
战时丰子恺受聘于浙江大学,教授艺术课程。在教学设备、资料全无的情况下,他不但可随时吟诗唱曲、即兴作画,讲述艺术理论时旁征博引、融会贯通,吸引了无数听者,“共约百余人,后排无座位,均站立,如看戏然”。
一次他在杭州山村茶馆中避雨,因为拉胡琴引得不少村里年轻人也随声和唱,离开时人们送他上车,与他依依惜别。“乐以教和”竟在这荒村中实证了。
“美术是为人生的,人生走到哪里,美术跟到哪里。”丰子恺的“艺术人生”以实实在的艺术内容,一生践行着他的美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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