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配佳人,美女爱英雄,结局大团圆 故事法则:总是套路得人心 　　□德霖

　　《故事法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施爱东新近出版的一本小书。在他看来,民间故事是一种结构稳定的功能组合、一个自组织系统、一棵生命树。“总是套路得人心”,此言非虚。古往今来,故事的结构貌似在无序生长,实则所有情节都有一套相对稳定的结构或套路,而所有的套路,都是特定功能相互制约的最优结果。可以说,每一则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都是特定语言游戏中的最优玩法。
　　故事结构很固定
　　文学理论领域有一则关于福楼拜的经典故事。有一天朋友去看望福楼拜,发现他正在失声痛哭,朋友问他:“什么事使你这样伤心?”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死了!”朋友问:“包法利夫人是谁?”福楼拜说:“我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朋友就劝:“你既然不愿她死,就别让她死呗。”福楼拜无可奈何地说:“是生活的逻辑让她非死不可,我没有办法。”这个故事常常被用来说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必然命运,是生活逻辑的必然结果”。
　　虽说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联系的方式是无限多样的,但在故事世界中,只有有限的人物、有限的事物、有限的联系。故事被限定在密闭时空之中,所以要按照特定规则去运行。而对读者来说,尽管故事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差距很大,人们却很少会去较真。因为读者在听故事之前,就已经预设了这是“故事”而不是“新闻事件”,从一开始就是以故事的逻辑进入阅读的。
　　由于故事是发生在独立空间里,《故事法则》指出,游戏的故事具有封闭性特点。
　　故事角色之间的关系封闭,不能出现多余的、没有功能的角色。比如,故事中的坏人也是“箭垛式”的坏人,坏到“头上长疮、脚下流脓”,那么,如果“长疮”的功能由某个角色担当了,往往“流脓”的功能也由该角色担当。这与小说等有明显不同。此外,故事只考虑角色之间的关系,不考虑角色之外的“吃瓜群众”。如《白蛇传》的“水漫金山”、《窦娥冤》的“六月飘雪、大旱三年”,都不会考虑百姓无辜受灾的问题,因为群众不是故事角色,不被列入故事伦理的考虑范围。
　　故事的功能项和道具是封闭的。通俗地说,功能项就是故事人物的行为,这些行为对推动故事情节是有意义的。这意味着故事中不能出现多余的、没有意义的行为。比如,在《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在渔夫来到海边之前,只需要用一句“渔夫到海边打鱼”作为交代就可以,完全不必详述渔夫如何起床、如何刷牙洗脸、如何吃早餐、如何查看天气、如何收拾渔具、如何跟老婆道别出门等细节。
　　故事的逻辑是自洽的,情节是自我闭合的,也就是说,矛盾的产生和解决必须相对应地存在。比如《水浒传》,梁山英雄征田虎和征王庆就是一个后期添加的独立单元。在这个单元中,征田虎时收纳了十七员降将,到了征王庆时,梁山好汉一个未折,而田虎的十七员降将折损殆尽,梁山英雄的所有指标都回复到刚刚招安时的状态。所有矛盾都成对出现,自足解决。
　　故事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具有在特定环境中自动适应、自动优化的特征。这种自适不是哪个人的行为,而是在口口相传的流通过程中不断修订、变异、改良,集体优化的结果。
　　此外,故事情节在逻辑上必须自我封闭、自我完善,不能留有缺失,只要有缺失,就会形成“紧张”。每一处紧张都必须引进新的母题加以消解,直到圆满为止。
大团圆结局受欢迎
　　民间故事的结局是既定的、封闭的,故事情节只是朝向既定结局的一个过程。一般来说,大凡熟悉民间故事的人,听了故事的开头,基本上就能知道故事的结尾。这是因为民间故事的结局本来就是预先设定的。《故事法则》把预先设定的民间故事结局称为“元结局”。
　　在施爱东看来,大团圆结局是一种最典型的元结局。为了实现大团圆结局,故事中的角色甚至可以违背生活伦理、生活逻辑。比如,在许多机智人物故事中,坏人都是说话算数、信守承诺、又蠢又萌。因为如果坏人不蠢萌,他就不上当；如果坏人不信守承诺,就无法对他们实施惩罚。相反,好人或者机智人物常常是谎话连篇、说话不算数、不讲诚信的。因为如果好人不撒谎,事事讲诚信,他就没法得到坏人的信任,也没法以弱胜强,以巧取胜。
　　美学家朱光潜曾经揶揄说:“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得善报、恶得恶报的大团圆结尾。剧中的主人公十有八九是上京赶考的穷书生,金榜题名时中了状元,然后做大官,衣锦还乡,与相爱很久的美人终成眷属。或者主人公遭受冤屈,被有权势的奸臣迫害,受尽折磨,但终于因为某位钦差或清官大老爷的公正,或由于他本人得宠而能够报仇雪恨。戏剧情境当然常常穿插不幸事件,但结尾总是大团圆。”
　　有人干脆将这类故事归结为简单的十六个字:“公子落难,小姐养汉,状元一点,百事消散。”甚至有人将之编成民间歌谣:“才子佳人相见欢,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金榜题名大团圆。”
　　事实上,大团圆故事是一种世界性的民间文学现象。施爱东考察过200则意大利童话,其中至少有150则是以大团圆收尾。即便是迪士尼动画故事,其内容也都是英雄历经种种危险,最终必将化险为夷。《故事法则》认为,精英知识分子批评传统戏剧的团圆之趣,往往是因为不能理解戏剧演出在民俗生活中的社会功能。乡村演剧并不是单纯的文学行为,更重要的是作为节日活动或庆典仪式的一部分,需要迎合背景主题。此外,它还担负着伦理教育,即价值观教育的功能。正因为如此,“与其将大团圆追求归结为国民性,不如归结为世俗性、民间性、人类性”。
　　不过,《故事法则》同时提出,精英知识分子对大团圆的批判,主要是出于启蒙目的。无论启蒙文学还是革命文学,最重要的是必须确立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主题,唯其不满,才能唤醒民众,以激发其精神、召唤其斗志、奋起改变其现状。而大团圆故事被认为是粉饰现实、麻痹斗志的文学,有悖于启蒙目的,因此遭到精英知识分子的嘲讽和批判。
金庸小说好在哪儿
　　民间文学虽然普遍是模式化的叙事,但是很受市场欢迎,所以,即便是在当代,作家或编剧在创作时,仍无法逃离这些“套路”的约束。不过,优秀的作家或编剧会努力尝试在“套路”中加入一些变数,从而带给读者和观众新奇的感受。
　　《故事法则》将史诗文学和金庸武侠小说放在一起作了比较。史诗集口头文学之大成,借助史诗艺人的表述,集中体现了普遍性的民族意志、公众愿望和审美理想,其英雄塑造和人物关系都已形成固定模式。金庸小说和史诗文学类似,有一定的模式,一些可以反复使用、不断改良、不断赋予新鲜意义的模式。
　　最基本的框架是,无论史诗英雄还是武林英雄,其成长大都会经历“特异诞生、苦难童年、迅速成长的少年时代、成功求婚、遭遇重大挫折、建功立业大团圆”这样一个过程。两者的英雄形象会有一些共同特点:英雄的身世具有神秘性；英雄从小缺少父爱；复仇是英雄人生的一大使命；英雄有惊人的成长速度；英雄周围有众多美女,英雄宠爱最出色的那一位……
　　金庸小说之所以能成为经典,赢得众多“铁粉”青睐,还有自己的许多“秘方”。比如在英雄形象的塑造上,金庸既遵从了英雄故事的既定结构,亦兼顾了节外生枝的形式技巧；既有英雄母题的不变成分,亦有话语技巧的可变成分；既有必不可少的叙事功能,亦有信手拈来的民间趣味。
　　以《射雕英雄传》的“桃花岛赌赛”为例,金庸将“三道难题”“傻女婿故事”和“与恶人赌赛型故事”等民间故事糅合在一段情节之中,使这场婚姻赌赛变得险象环生。为了确保傻女婿在赌赛中的胜利,金庸又安排了老顽童周伯通一场戏,让郭靖先在老顽童处学得绝活,背下《九阴真经》,而这恰恰又是民间故事中傻女婿误听误信,不识变通,反而因祸得福,以及弱者战胜强者型故事的妙用。
　　民间故事中,与可爱的傻女婿相对,总是有一个漂亮的巧媳妇,于是金庸又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美丽的女主角黄蓉。黄蓉天性聪颖,略带刁蛮,恰是傻哥哥郭靖的头号克星。小到吃喝拉撒,大到临阵对敌,郭靖都是在黄蓉的支配下行动着,这些行动往往是机械行为,于是平添了许多令人捧腹的奇趣。当《射雕英雄传》结束的时候,傻女婿的故事却还在继续,《天龙八部》中的段誉和虚竹,都曾在不同阶段,冒着傻女婿的呆傻气,处处误打误撞,却又傻人有傻福。
　　此外,民间文学中有大量斗智不斗勇的机智人物小故事,金庸将之巧妙地点化入文,颇有奇趣。华山论剑一场,欧阳锋走火入魔舍命相搏,居然逼退了黄药师和洪七公,眼看就要夺取天下武林第一的宝座,黄蓉急中生智,用激将法让他和石壁上自己的影子相斗,欧阳锋果然上当,结果手脚打在石壁上,疼痛难当。施爱东认为,这一情节明显受到印度童话《狮子和兔子》故事的启发,故事中狮子要吃兔子,兔子用激将法让不可一世的狮子和井里的倒影相斗,结果狮子被井水淹死。
　　德国文学理论家姚斯有言:“只有当作品的延续不再从生产主体思考,而从消费主体方面思考,即从作者与公众相联系的方面思考时,才能写出一部文学和艺术的历史。”可见,每一部优秀作品的成功绝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