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林徽因:把烽烟与山河看遍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九龙
　　每年清明节,北京八宝山的林徽因墓总是摆满了鲜花。这座墓是梁思成设计的,墓碑上仅有七个字:建筑师林徽因墓。
　　林徽因的传记很多,陈新华的《风雨琳琅》侧重于林徽因和她的时代。林徽因是“逆时代的力量”,这意味着事倍而功半,意味着痛苦和磨难,也意味着可能会淹没在时代洪流中。
　　还好梁、林有彼此,在共同热爱的建筑学中,已经最大限度地投入到彼此的人生,融为共同的人生。
　　特殊的蜜月
　　1928年,林徽因接受了梁思成的求婚,婚礼后双双往欧洲游历,考察欧洲建筑。
　　这对新婚夫妻把蜜月旅行当成了实习,他们变身相约一起考察的同学,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验证一切所学。旅行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只有大量的照片、素描、水彩,成为他们日后建筑史教学与研究的素材库。
　　她影响他,他又促成她,他们一起,成为那个年代的探路人。
　　几年前,梁思成和林徽因双双赴美求学。他们选定的学校是宾夕法尼亚大学,该校建筑系是美国建筑学界古典主义学术的大本营。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建筑学界有“北有梁思成、杨廷宝,南有陈植与赵深”的说法,这“四大天王”,全部出自宾夕法尼亚大学。
　　然而,梁思成和林徽因求学时,国人还不知道啥是建筑学。盖房子不过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匠作之事”,顶多算门手艺,哪有什么学问。
　　两个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年轻人,却立志以此为一生最大的事业。这当然不是小说里的才子佳人、科举及第,然后花好月圆。他们的路,注定寂寞而艰辛。
　　遗憾的是,该校建筑系从不招收女生。理由是建筑系的学生经常熬夜绘图,女同学无人陪伴不甚方便。林徽因只好和其他女学生注册了美术系,可性格倔强的她,并不会就此放弃自己的理想。
　　入学第一年起,她和梁思成选修了同样的课程,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第一个“编外女学生”,并一度担任建筑设计课的助教。有趣的是,这名“编外生”的成绩比“编内生”还好,每门考试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学建筑也不是没前途,相反,镀金归国的建筑师们完全可以去为达官显贵设计洋房,赚得盆满钵满。只是,这对年轻的恋人志不在此。
　　当时,欧洲各国对古建筑已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写出本国的建筑史,中国却还是一张白纸。两人暗自发愿,《中国建筑史》要由中国人来写。
　　幸运的是,有人理解并支持他们。1925年,两人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收到梁启超寄来的重版古籍:宋代李诫所著的《营造法式》。“营造”是建筑的古称,这是部纪录宋代建筑施工技艺的古籍,刚重见天日不久。
　　在扉页上,梁启超郑重写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此本遂以寄思成徽因俾永宝之。”
　　这一“宝之”,就是一生。
　　两人的婚期是1928年3月21日,3月21日是李诫墓碑上刻的日期。他们日后为儿子取名“从诫”,也是取“跟随李诫”之意。
　　1949年,18岁的梁从诫报考清华大学建筑系,以两分之差落榜。“我父亲是建筑系主任,但是他没说话”,许多年后,已是垂垂老者的梁从诫提起往事,仍羞愧不已:“我的名字是纪念李诫……但是我没出息。”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那场特殊的蜜月之旅,路线是梁启超精心安排的。英国、瑞典、挪威、德国、瑞士、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土耳其,足以把欧洲的建筑精华看个遍。有这样的家长,何止是梁、林之幸。
　　古代的“匠作之事”第一次遇到有现代学术眼光的知音,那些静静的建筑不再是冷冰的石头。无语的对话中,风流不再被雨打风吹,人与建筑,相看不厌,彼此都找到了存在的价值。
别样的“七七”
　　1931年秋,梁思成、林徽因应邀加入中国营造学社。这是一个研究中国传统营造学的民间学术团体,只存在于1930年到1946年间,却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梁思成任法式部主任,林徽因任校理。法式部,顾名思义,最大的任务是研究《营造法式》。古代的营造,完全是一套独立的话语体系,该书对留洋归来的建筑师们来说,无疑是部“天书”。
　　想要弄清中国古建筑的流变,想要破解“天书”密码,还需更广泛的田野调查,用实物来对照“翻译”。在乱世的喧嚣中,他们如行者般,寂寞地穿行在山林、庙堂、乡村、江湖所构成的传统中国、被遗忘的乡土社会。
　　身体不好的林徽因,参加了绝大部分的田野调查。那几年当中,他们一起坐火车,坐汽车,坐独轮车,骑毛驴,风尘颠簸。
　　北京八大处,山西大同、太原、文水等地40多处寺庙阁殿,河北正定隆兴寺,江苏苏州三清殿、云岩寺塔,浙江杭州六和塔、金华天宁寺、宣平延福寺,河南开封繁塔、铁塔、龙亭,山东历城神通寺、泰安岱庙,陕西西安布政司署、药王庙……
　　林徽因把这样的考察称为“辗转于天堂和地狱之间”,“赖以食宿之处的肮脏和臭气”往往弄得人“毛骨悚然、心灰意懒”,然而一旦发现精美奇特的构造,看到“艺术和人文景物的美的色彩”,又疲劳顿消,有置身天堂般的快乐。
　　佛光寺的发现,将他们的田野调查事业推向了巅峰。
　　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曾断言,中国已不存在唐以前的木构建筑,要看唐代木构建筑只能到日本奈良。
　　几年的田野考察,梁思成和林徽因一次次经历古籍中记载的古建筑被重建、改建甚至毁灭的失望,也绝望地想过壁画中的那些唐代寺庙都已荡然无存。每一次出行,他们总不免怀着一丝侥幸,希望在远离尘世的大山深处,能找到唐代木构建筑的残迹。
　　五台山佛光寺地处台外,香火冷落,寺僧贫苦,无力装修建筑。这或许是一线生机,他们决定去试一试运气。
　　1937年6月,他们第三次前往山西考察。从北京坐火车到太原,之后换乘汽车行百十公里到五台县的东冶,骑骡子入山。这样又走了两天,才见到佛光寺真容。
　　接下来,是寻找证据。殿顶黑暗无光,上面积存的尘土有几寸厚,踩上去如同行走在棉花上。用手电探视,檩头已被蝙蝠盘踞,千百成群,无法驱除。
　　工作到第三天,林徽因突然发现大殿梁下有隐约的墨迹。殿内光线不足,字迹被土掩盖,审视许久,才认出“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几个字。
　　林徽因想起在大殿外经幢石柱上,也看到过类似的人名,前往核实,果然有同款文字,并刻有“唐大中十一年”的字样。
　　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大唐的木构建筑,还坚强矗立于华夏大地上。
　　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一片红光。他们在这古庙中,激动不已,将带去的沙丁鱼、饼干、牛奶、罐头统统打开,大大庆祝一番。
　　佛光寺东大殿成为梁思成和林徽因考察中最辉煌、最鼓舞人心的发现。而这一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之一:1937年7月7日。
　　山中一日,世上已千年。身处闭塞的环境,他们并不知道外界发生了卢沟桥事变。直到1937年7月15日,梁思成、林徽因由晋北到代县,拿到了前几日的报纸,看到赫然在目的大标题:日军猛烈进攻我平郊据点。
　　战争爆发已经一个星期。他们只有匆匆返回北平,并在两个月后流亡西南。
国破山河在
　　离开北平前,夫妻俩曾前往协和医院做过一次身体检查。常常背部疼痛的梁思成,被诊断出患有颈椎软骨硬化和颈椎灰质化症,从此要在衬衣里穿上一件金属背心,用来支撑他的上半身。
　　和梁思成相比,林徽因病情更严重:医生在她的肺部发现了空洞。她清楚地知道,“寿命是由天的了”。
　　从长沙到昆明再到李庄,一路上,建筑师更能体会到什么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抗战以来辗转几千里的逃亡途中,林徽因和梁思成几乎丢掉了所有的家当,而调查古建筑的原始资料——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记录等,一张也没有遗失。多亏了这些资料,后续研究工作才能够继续进行。
　　林徽因不再是北总布胡同三号管着“两个保姆、一个听差、一个洋车夫、两个厨师”,笑语盈盈、衣食无忧的太太。梁思成也不再是在北平开着1928型雪佛兰汽车、丰神俊朗的先生。生活重压下,他们成了患难夫妻,拖着羸弱的身体,彼此搀扶着往前赶路。
　　菜油灯的微光里,梁思成撰写着酝酿多年的《中国建筑史》。
　　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以来,他们走遍千山万水,进行了一次次考察,测绘、摄影、绘制了2000余件建筑与文物,解读大量的文献,关于中国建筑演变的宏伟巨构,在彼此心中有了粗略的轮廓。
　　病榻上的林徽因没有闲着。她负责收集汉、辽、宋的文献资料,同时还承担全部书稿的校阅和补充、润色工作,并执笔写了书中的第六章,即宋、辽、金部分。
　　梁思成这时身体大不如前,日益严重的颈椎灰质化病,常常折磨得他抬不起头。画图时,只好找个小花瓶撑住下巴,以便继续工作。
　　即便是这样,他仍梦想着战争结束后,再到全国各地去考察。梁思成对林徽因说,如果今生有机会去敦煌,就是“一步一磕头”也心甘情愿。
　　林徽因肺病愈发严重,经常大口大口地咯血。可她稍微好一点,就坐在床上翻阅各种资料典籍。一张小小的行军床,堆满了大大小小的中外文书籍,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数据、大量的文字记录。
　　经过两年的艰苦编写,《中国建筑史》终于在1944年完稿。在林徽因撰写的第六章中,不足两万字的篇幅里,她旁征博引,参考有关史籍和著作50多种。田野调查获得的一手资料更丰富,仅砖石塔幢,就列举了百余处。史料之翔实,论证之精到,不仅是前人所不曾做过,就是后来者,也不得不为之叹服。
　　当他们拖着残病之身,在李庄辛苦著述的时候,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不惜生命的努力,他们也没有预期会有什么样的荣耀。他们只是凭着满腔热爱和心中的理想去做,也许,还遗憾做得不够好。
　　1945年,梁思成陪同林徽因前往重庆就诊,被告知林徽因将不久于人世。他把医生的话深藏在心底,没有告诉任何人。
　　时也,命也,遗憾,又不遗憾。次年,林徽因这样写道:“我们不仅体验了生活,也受到了艰辛生活的考验。我们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但我们的信念如故。现在我们深信,生活中的苦与乐其实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