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正式表示,原计划于今年12月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因各种因素无法在年内举行,将继续协调争取明年恰当时候在日本举行。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认为领导人会议应在三方认为合适的时机和条件下举行,并应该能取得应有的积极成果。
众所周知,韩国政局动荡,总统朴槿惠遭弹劾被停职,是导致今年中日韩首脑会议“泡汤”的重要原因。这次会议的推迟,对于去年11月才艰难恢复的这一东北亚三国首脑会晤机制而言,无疑是一次打击,从中也反映出地区局势的一些微妙变化。
本报记者 赵恩霆
中韩中日关系调整
促成首脑会机制化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最初是在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10+3)框架下举行的。1999年11月,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和韩国总统金大中,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非正式早餐会,由此启动了三国在10+3框架下的合作。
从那以后,中日韩三国领导人每年在出席东盟与中日韩等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举行会谈。2000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决定将会晤定期化。从2002年开始,三国领导人的早餐会改为正式会晤。此后,三国领导人原则上每年在出席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会晤。
这种运行机制一直持续到2008年。这一年的12月,中日韩领导人首次在10+3框架外在日本福冈举行会晤,决定建立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三国还签署并发表了《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首次明确了三国伙伴关系定位,确定了三国合作的方向和原则。三国还决定,在保留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会晤的同时,将三国领导人单独举行会议机制化,每年一次、在三国轮流举行。
从2000年决定会晤定期化,到2008年单独会晤机制化,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的变化,反映出中日韩三国彼此关系的调整,而这正是三国领导人会议机制变迁的重要背景。
中韩两国1992年建交,1998年建立“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2003年升级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到了2008年,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上任后于当年5月访华,中韩关系随之提升到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高度。
中韩关系步步推进的同时,中日关系经历了一路下行。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出任日本首相,直至2006年9月卸任,他在任的每一年都参拜一次靖国神社。尤其是在他上任之初,不仅发生了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事件,还曾允许台独分子李登辉赴日,最终中方冻结了两国高层往来,中日关系也随之跌入低谷。
不过,随着安倍晋三第一次上台执政,以及他被称为“破冰之旅”的访华之行,中日关系峰回路转。此时,中韩关系处于上升阶段,中日关系逐渐恢复,中日韩领导人单独举行会晤的机制顺势成形。
此外,促成三国领导人单独会晤机制形成的,还有东亚地区长期以来逐步推进的合作进程,以及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中日韩都经历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洗礼,2008年中日韩领导人福冈会晤的成果之一,就是通过了《国际金融和经济问题的联合声明》和《推动中日韩三国合作行动计划》。
中日关系跌入低谷
首脑会议中断两届
从1999年至2007年11月,中日韩领导人共举行了8次会晤或会议。其间,因2005年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三国领导人第七次会议被迫推迟,直到2007年1月才恢复举行。同年11月,中日韩领导人第八次会议又在新加坡举行。会上,三方领导人决定加强三国间政治对话与磋商,适时举行三国领导人不定期会议。
在这期间,2003年10月的中日韩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共同签署并发表了《中日韩推进三国合作联合宣言》。这是三国领导人首次就三国合作发表共同文件,初步明确了三国合作的原则和领域,并决定成立三方委员会总体协调三国合作,标志着三国合作进入新阶段。
从2008年12月至2012年5月,三国领导人会议共举行了五次会议。在2010年5月于济州岛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国共同发表了《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2012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表了《关于提升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等多项声明。
在2012年的北京会议上,中日韩三国还宣布在当年启动三国自贸协定谈判,并于会后签署了《中日韩关于促进、便利和保护投资的协定》。中日韩自贸区的设想最早是在2002年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提出的。
2012年11月,三国正式启动了自贸协定谈判。截至今年6月底,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已经完成了十轮。第十一次中日韩经贸部长会议于2016年10月29日在日本东京举行,三国同意加快自贸区谈判。
然而,就在过去几年中日韩合作不断推进的过程中,2012年9月,当时的日本野田佳彦政府强推所谓钓鱼岛“国有化”,导致中日关系骤然恶化。同年8月,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登上独岛(日本称竹岛),随之日韩关系降温。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执政后,其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言行和日本呈现出的军事化、右倾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剧了中日、韩日之间的对立。
双边关系举步维艰还拖累了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机制。2012年5月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之后,这一定期会晤机制随即中断,2013年和2014年连续两年未能如期举行三国首脑会议。
其间,在中日、韩日关系恶化的同时,中韩关系在两国新一届政府上台后迅速升温,经贸和人文交流规模继续扩大,同时高层交往互动频繁,达到中韩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
在中日韩自贸协定谈而不决的情况下,中韩自贸协定则取得了质的飞跃。2012年5月启动谈判后,2015年6月中韩两国就签订了协定,并在同年12月正式生效。
首脑会恢复与推迟
成也朴氏败也朴氏
中日关系陷入僵局的责任完全在于日方。2012年底安倍晋三上台后,日本政府在对华态度上开始“软硬兼施”,一方面在钓鱼岛争端和历史问题上继续错误言行,另一方面又试图与中方恢复沟通。
2013年1月,与安倍领导的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访华,向习近平总书记转交了安倍晋三的亲笔信,并表示四个政治文件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2014年7月,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访华,向习近平转达了安倍晋三的口信,探求改善中日关系的路径。
同年9月,日中经济协会会长张富士夫率团访华,总人数达到创纪录的200多人。虽然日方代表团在访华前表示希望能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但最终连续5年未能见到中国最高领导人。
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举行期间,习近平应约会见了安倍晋三,这被视为改善中日关系的重要一步。2015年4月,习近平在印尼出席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活动期间,再次应约会见了安倍晋三,这次30分钟的交谈较前一年的会见时间增加了一倍。
2015年5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当时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二阶俊博率领3000人的“日中观光文化交流团”对华进行7天的访问,这是时隔31年再现日本3000人交流团访华。二阶俊博还向习近平转交了安倍晋三的亲笔信。
中日友好交流大会是3000人代表团唯一共同出席的活动,而直到大会开始前,日方也没有对外公开哪位中国国家领导人会出席。习近平主席亲自出席大会,凸显中方重视中日关系,且对改善中日关系充满诚意。
日方频频派人携安倍信件访华,中方则高规格接待来访人员,中日、韩日关系显露积极信号,这在2015年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东道主韩国方面看来,是一个恢复举行三国首脑会晤难得的好时机。
2015年11月1日,在韩国总统朴槿惠的积极协调下,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中断三年后在首尔恢复举行。不过,虽然会晤机制得以恢复,三国领导人重新坐到一起直接接触,但彼此间存在的问题和分歧仍需时间来弥合。
今年8月下旬,中日韩三国外长会在东京举行,当时外界认为这是在为12月举行三国领导人会晤铺路。孰料,一年前刚刚艰难恢复的三国领导人会议,如今又遭挫折。韩国总统朴槿惠深陷亲信干政丑闻,前不久遭国会弹劾停职。
在韩国政局不稳的情况下,中日韩首脑会议很难取得积极成果。韩国政局回稳之际,或将是三国领导人会议举行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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