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睿

　　2019年,科幻电影《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横扫票房；2020年,国家电影局、中国科协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的“科幻十条”让中国科幻电影迎来了新阶段。自那之后,科幻电影一直是热门话题,今年的上海电影节特地将科幻电影设置到金爵论坛之中,科学家、影视创作者、科幻文学作家等齐聚一堂,探讨中国科幻电影的发展。
　　对于很多70后、80后而言,1988年上映的《霹雳贝贝》可能是他们对科幻电影最初的认知,在此之后的20年间,国内几乎没有出现过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电影。2008年周星驰的《长江七号》上映,大家对科幻电影的热情再次被点燃,但终究昙花一现；直到2019年的春节档,《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两部科幻电影横扫票房,中国科幻电影的“新元年”似乎已经到来。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副会长、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副教授王红卫曾参与过《流浪地球》《疯狂的赛车》《黄金大劫案》等作品的编剧和策划工作,十几年来,他始终认为中国科幻电影应该坚持“本土化”的道路。王红卫认为,科幻电影一则是作为类型电影,二则是作为科幻本身。在此情况下,照搬西方模式可能是一种捷径,但真正能吸引观众的,还是科幻故事的本身。“千万不要去找一个国外成功的科幻电影的模式,然后想怎么把它国产化,怎么把它杂糅一些中国的元素去做。而是应该先找到好的中国科幻故事。”王红卫认为,好的本土化的方式要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文化特质和情感,“不管是历史上,还是当下正在发生的故事。”
　　谈起《流浪地球》的创作过程,王红卫表示:“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大家更多是凭热情去做的,觉得失败了就做一个光荣的炮灰。”第一部大获成功后,《流浪地球2》的创作不再“悲壮”,团队有着清晰的思路和目标。从内容本身来讲,王红卫认为《流浪地球》还有很多进步空间,“如果你是一个科幻电影的重度爱好者,在《流浪地球》里面肯定对有些东西不满足。第二部不会以票房为目标,还是以电影本体的质量为主,我们要考量怎样完整地在大刘(刘慈欣)的小说上建构,去打造流浪地球的真实感。”
　　在观众的印象里,科幻大片似乎一定是发生在外太空的。对此,科幻作家、《疯狂的外星人》编剧董润年希望“创作者对科幻的认知应该进行更新”,“其实你会发现生活中无处不科幻,前两天我收到一份报告,我上周每天手机屏幕使用的时间是将近七个小时,也就是说在白天清醒的时间里面,我有一半的时间用它与世界进行观察和交互,我们已经是跟手机紧密的“电子生化人”了。作为创作者来讲应该重视这些现实,不能老认为科幻就是那种大片、太空、数百年后的高科技。”
　　科幻文学与科幻电影的创作相辅相成,《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的作者是刘慈欣,国外《银翼杀手》《少数派报告》等经典科幻电影都有原著小说在前,“科幻文学为电影提供了一个大的生态和土壤。”著名科幻作家韩松表示,几乎所有的科幻大片的成功背后都有优秀的科幻文学,斯皮尔伯格、卡麦隆等导演都是科幻迷,“科幻应该包含的一些最基本的元素,思想、奇观,颠覆性的想象力,它的科学技术性、艺术性、真实感,甚至宗教感,都与电影互相启发。我们作为科幻作家,最迫切的心愿是电影人能够真正拍出更多的科幻大片。”
　　《流浪地球》大火后也曾经引起一些议论,其中就有专家指出影片中有多处科学常识不够严谨。对此,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苟利军深有体会,他认为,科幻电影还是要遵循一些基本科学常识和理论,这需要创作者和科学家的通力合作。
　　开心麻花影业董事长刘洪涛也认同这一点,作为开心麻花最新力作、科幻喜剧电影《独行月球》的总制片人,他认为在科幻片的创作过程中,一定要有科学顾问的参与。“观众会从现实逻辑和科学逻辑来看电影,如果电影有漏洞就不可信,不可信就不会有共情。另外,拍摄科幻电影的目的是因为我们关心人类的、宇宙的命运,如果我们在未来观、科学观、宇宙观上面不能逻辑自恰的话,不仅我们对不起自己的初心,更显得这个努力没有意义。”
　　刘洪涛以正在后期制作中的《独行月球》举例,团队花了很长时间去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未来世界观,但电影能表现出的仅是冰山一角。“比如我们做了两款月球车,一款是小的,一款是大的,小的是要穿宇航服的,大的是不要穿宇航服的。这个不是简单的传统电影美术道具师能做的。美术部门汇集了材料学、机械学、工业设计等领域的顾问,即便车轮,也要考虑色泽、质感、未来感、承重等等。这些如果没有科学家的支持是完不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