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晚年心史 　　□李怀宇

　　我早在读书时代就熟读金庸小说。后来机缘巧合,我在母校的石景宜赠书室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浏览1966年到1996年的《明报月刊》,这是由金庸创办的学术文化杂志,主编胡菊人、董桥、潘耀明都是文化界响当当的人物。闲来无聊时,金庸小说是我消磨时光的最佳读物,一读再读,总觉妙趣横生。算起来,我是一个“金迷”,可是,金庸晚年的一些作为,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禁心生当面求教的念想。
　　2008年12月4日,我应约来到香港北角的明河社,但见门口挂着金庸手书的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的办公室是一个宽敞的书房,落地窗外,维多利亚港的无敌海景尽收眼底。我见过无数读书人的书房,以金庸的书房最为豪华。我忍不住随处看看书架上的藏书,其中一面书架是各种版本的金庸作品集,除华文世界的繁简体版外,还有多种译文。当天下午的采访过程中有几个细节印象深刻:金庸的书桌很特别,写字板是斜放的,金庸给我题字时,便在上面挥毫；采访中间,秘书送来热腾腾的叉烧包作为点心；公用洗手间在明河社之外,上洗手间时需带上公司专用的锁匙。
　　采访意外地顺利。当天晚上,我刚回到旅馆,就接到金庸的太太用粤语打来的电话:“查先生想跟你通电话。”随后我听到金庸先生的第一句话竟是:“李先生,吃过晚饭没有?”原来金庸觉得相谈甚欢,想跟我再谈一次。2008年12月9日,我再赴明河社,金庸随手从衣袋中取出一张浙江同乡会成立的邀请函让我看,表示当天晚上要赴宴,没有办法请我吃饭。又说他现在常常一起吃饭的朋友是有同乡之缘的倪匡和陶杰,至于美食家蔡澜推荐的东西,他没有兴趣。
　　我们在采访中用普通话,闲谈则多用粤语。我发现金庸乡音未改,多次提起家乡:“海宁地方小,大家都是亲戚,我叫徐志摩、蒋复璁做表哥。陈从周是我的亲戚,我比他高一辈,他叫徐志摩做表叔。王国维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做过我的老师。蒋百里的女儿蒋英是钱学森的太太,是我的表姐,当年我到杭州听她唱歌。”
　　我提起围棋,金庸谈兴甚浓。“围棋有五得:得好友,得人和,得教训,得心悟,得天寿”之说,他颇为欣赏。“以前我兴趣最高的时候,请陈祖德、罗建文两位先生到家里来住。在文化界,我们朋友中,沈君山的棋最好,沈君山让我三子,让余英时先生两子,我跟余先生还不及沈君山。牟宗三先生就比我们两个差一点,他的棋瘾很大,我请他星期天来下棋,他一定来的。余先生喜欢下围棋,他棋艺比我好一点。”金庸先生笑眯眯地说,“余先生的岳父陈雪屏围棋下得很好,好像你要娶我女儿,先下一盘棋看看。”我听了这种“小说家言”,不禁笑道:“我听余先生讲,他和太太陈淑平谈恋爱的时候,还不认识陈雪屏先生,是等到1971年结婚七年了才正式见到陈雪屏先生。”
　　金庸提起老朋友黄苗子、郁风、黄永玉的旧事,感慨郁风过世了。对书画,他时有出人意料的品评,偶尔在家也提笔挥毫,又提起启功先生:“启功来香港见我,我写几个字请启功先生教教我,他唯一教的就是:‘你绝不可以临碑帖。你的字有自己的风格,一学碑帖,自己的风格完全没有了。不学碑,不学帖,你的字将来有希望。’我说:‘启功先生,你这句话是鼓励我。’他说:‘不是鼓励,你的字是有自己的风格。任何碑帖不可碰。’我说:‘我碑帖没有学,但书法极糟。’”
　　金庸好奇心极重,不时主动问起我采访过的学者近况。一些学林趣事,他听得兴味盎然。我提起余英时先生的学生陆扬和金庸先生的老师麦大维(David　McMullen)相熟,两人见面时曾细说金庸在剑桥大学研究唐史之事。又提起余英时先生现在戒烟,金庸先生说:“抽烟抽惯的人,要戒很难。邓小平当年见我,也谈到这个问题:‘我年纪大了,人家劝我戒烟,我不能戒,戒了反而身体不好。’”
　　畅谈两个下午,我恍觉曾经听说“金庸口才不好”不过是一种误会,原来只要是他感兴趣的话题,讲起来也像武侠小说一样引人入胜。我们的话题焦点始终不是武侠人物,而是学界中人,南下香港的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远渡重洋的杨联陞、陈世骧、夏济安、夏志清,一一道来,如同江湖一样好玩。
　　我对金庸晚年喜欢改自己的小说不以为然,便说:“沈从文先生晚年喜欢改自己的小说,张兆和就跟他说:你不要再改了,越改越没有以前那么好。”金庸说:“小说是自己的作品,自己看总是觉得不好,需要修改一下。人家的作品我觉得不好,但是不好去修改人家的。鲁迅也讲,一篇文章写好了放在那里,不要发表,过十几二十天拿出来看看,觉得不好,再修改一下,又觉得好一点,还是放在那里,再一年半载拿出来看看,再改一下会好一点。”
　　我说:“您的小说在四十八岁以前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就写完了,后来做了第一次修订,还有第二次,更有第三次,这个我就觉得很好奇。”金庸笑了笑,说:“我自己不是好的作家,好的作家都是这样子的。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写好以后要交给印刷厂去付印了,印刷工人觉得这个字勾来勾去看不懂,他太太就重抄一遍,抄好了放在那里。托尔斯泰看这完全是根据自己修改的来抄,当然好得多,但是他觉得自己写得不好,又把他太太抄的草稿改得一塌糊涂。印刷工人还是看不懂,他太太又帮他抄一遍,托尔斯泰又把它改了。所以自己写的文章,一定可以改的。”
　　我随即说:“问题是人家觉得您的小说已经可以不朽了,还要那么改?”金庸说:“不敢当!我这个明河社是专门出我的小说的,我修改之后要重新排过,每修改一次要花很多钱的。普通作家写了以后,叫他修改一个字,他也不肯修改的,改一个字花钱太多了。这个明河社本来是可以赚钱的,赚的钱都花在修改上面。普通作家没有这个条件,给了印刷厂,印刷厂就不肯给你改,要拿回来修改一个字也很麻烦的。当时看看改过已经不错了,但是再过十天八天看看,觉得如果这样写会好一点。我写武侠小说还是比较认真,比较用心的。”
　　我说:“有人说,您是中国历史上最畅销的小说家。”金庸笑道:“我的小说容易看,像沈从文的小说我比较喜欢,但是比较高深,比较难懂。鲁迅的小说也很好看,但是我的小说比较热闹。”
　　我问:“您相信一百年以后还有人读您的小说吗?”金庸说:“我希望有。”
　　我对金庸的小说改编成影视常感失望,便问:“您的小说大概是在中国最多被改编成为电影、电视的吧?”金庸说:“很多改编把我的小说歪曲了。香港人看了也不满意,他们说:如果你有金庸这个本事,自己写一个好了。他们不会照我原来的小说这样拍的。”
　　我又问:“张纪中拍的电视剧改编得怎么样?”金庸说:“我跟他说:你改了,我不承认。他拍的,我有些看,有些不看。有些拍不好,我就不看,我跟他说:你有些拍得不好。”我笑道:“我觉得《天龙八部》拍得比较好。”金庸也笑道:“《天龙八部》没有什么改动的。以前我说:你不要改了,要改不如让编剧自己去写好了。编剧写不出来就没有本事吃饭了。”
　　我说:“其实您在创办《明报》之前曾经做过电影编剧,您的很多小说一章一节就是电影、电视的写法。您原来看过许多西方电影,然后把电影手法溶入到小说里?”金庸一听,不禁微笑:“对,西方电影、电视我都看。当时在香港写影评,就每天看一部电影,香港放电影很多,每天看一部都看不完的。现在没有这么多电影看了……”　
　　金庸晚年不太喜欢聊办报纸与写小说,而念念不忘的是做学问。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是金庸以八十岁高龄远赴剑桥大学求学之事。金庸说:“剑桥大学先给了我一个荣誉博士,排名在一般教授、院士之上,所以我再申请念博士,他们说:不用念了,你这个荣誉博士已经比他们都高了。我说:我的目的是来跟这些教授请教。后来校长就同意了。在剑桥念博士有一个条件,就是博士论文一定要有创见,如果是人家写过的文章,就不要写了。”
　　金庸想了几个问题。首先,提出一个关于匈奴的问题:因为中国学者认为在汉朝时,卫青、霍去病跟匈奴一打仗,匈奴打不过,就撤退到西方去。西方人就不同意这种讲法,认为匈奴是在东亚、西亚、中亚自己发展出来的一个民族,所以跟中国讲法不同。“我准备用中国的史料写关于匈奴的研究,有一位教授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专家了,他用匈牙利文讲了一些话。我说:我不懂匈牙利文,对不起,你讲的意见我不懂。他说:这个意见已经翻译成法文、英文了,如果你去匈牙利,我可以推荐你,你可以念三年匈牙利文再来研究这个问题。我说:我年纪也大了,再去念匈牙利文恐怕不行了。他说:你最好另外写一个问题。”
　　随后,金庸就想写一篇关于大理的论文:“因为我到云南去,大理送了我一个荣誉市民称号,送了我一块地:如果你喜欢在这里住,我们欢迎你。我说:我有一些研究大理的资料,也去过几次,我写大理成立一个国家的经过是怎么样的。大理是很好的,西方也不大了解。不过,有一个教授就讲了许多古怪的话,我也不懂,他说:这是藏文。我说:我也不懂藏文。他也觉得写大理不大容易。”
　　两个论题都被推翻后,金庸考虑到中国考古学家从西安发掘出来的东西。以前说唐朝玄武门之变,兵是从东宫由北向南走,再打皇宫。金庸认为这条路线不通,为什么要这样大兜圈子呢?直接过去就可以。金庸说:“我心想唐朝写历史的人,是在李世民控制之下的,他吩咐这样写就这样写了。我研究发现是皇太子和弟弟过来,李世民在这里埋伏,从半路杀出来,把他们打死了。历史上这条路线根本就是假的,因为李世民作为弟弟杀掉哥哥不大名誉。我认为唐朝的历史学家全部受皇帝指挥,喜欢怎么写就怎么写。”金庸的硕士论文就以玄武门之变为主要内容:《初唐皇位继承制度》,得了很高的分数。
　　接着,金庸的博士论文研究安禄山造反,唐玄宗派了他的儿子荣王去抵抗,后来荣王死掉了,历史上也没有讲为什么会死,他手下的两个大将也给杀掉了。金庸说:“这中间一定大有问题,是太子派人把弟弟害死了,把两个大将杀掉了。我找了很多证据,证明这个事件是历史上造假,其实是太子在发动政变,把弟弟杀掉了,而且他占有军队,连父亲也不敢动他。我的基本论点是中国的皇位从来不讲传统或宪法,实际上是哪个有兵权,哪个会打仗,就传给哪个。”
　　金庸的老师麦大维早已到了退休年龄,为了等金庸把博士论文写好,特意延迟两年才退休。而剑桥大学校长对金庸说:“剑桥大学现在你是年纪最大的学生,我们最喜欢。”
　　金庸在剑桥大学真正读书差不多两年。“在剑桥大学,本来我骑单车就很快过去,我太太说:年纪大了骑单车很危险,汽车也不大守规矩。所以要我坐的士去上课。坐的士就很贵,差不多一百块港币一次,也是她陪我去的。后来,我去一次,我的老师也会骑单车到我家里来教一次。”
　　我问:“您在世界上很多大学都拿了荣誉博士学位和教授称号,还是那么感兴趣到大学读书?”金庸说:“我到剑桥,目的不是拿学位。我喜欢跟有学问的教授讨论问题。”
　　在我访问金庸两年后,他终于在2010年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时年八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