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三联书店(香港)总编辑李昕重返北京三联书店,致力于打造大众读物,并出版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促进历史反思的纪实文学作品。此外,他也积极参与了中国港台作家在大陆出版作品的工作,促成了齐邦媛、王鼎钧等作家的作品在大陆的出版事宜。《一生一事》是李昕回顾其四十年编辑生涯的回忆录。在书中,他不仅讲述了与众多文学名家在编辑工作中的交流经历,还从编辑的角度表达了自己的情感与遗憾。 　　□李昕 　　齐邦媛 和她的《巨流河》 　　我与齐邦媛先生缘悭一面,甚至没有通过信,但是我主持出版过她的书。她的回忆录《巨流河》,是她的学生王德威教授在2009年冬天介绍给三联编辑冯金红的。冯当即将这本台湾版精装书转给我,希望我安排编辑看看,因为她负责学术出版,无暇处理这一类书稿。 　　因为王德威是三联的老作者、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的中国文学批评家,我的直觉是,由他来推荐,此书定不简单,于是我便先睹为快。 　　那个周末,我捧起《巨流河》便不能释手,被它讲述的故事深深吸引,感觉它是一部具有厚重历史感的书。 　　作品是一个大时代的真实写照,作者以自己一家两代人的人生经历为线索,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细腻,勾勒出纵贯百年、横跨两岸的历史图景。作者的文笔温婉深沉,含蓄内敛,写人叙事,情貌毕肖。王德威在书末的评论里称这本书“如此忧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它发出了一种“洁净”的声音,“一个跨越历史,从千年之泪里淬炼出来的清明而有情的声音”。 　　这也是一部非常典雅的文学作品,但作者自己似乎并没有把它当作文学来看待。她有感于60年来“殉国者的鲜血,流亡者的热泪,渐渐将全被遗忘与淹没了”,于是决心要为“生身的故乡和为它奋战的人写一篇血泪记录”。 　　我发现,作者的家国情怀,作品的微言大义,使这部回忆录当之无愧地成为一部个人角度的20世纪实录。它是感性的,充满着感情,但更是理性的,倾注着深邃的思考。对于我们,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打开了反思历史的另一扇门。 　　我们按正常程序出版了这本书,立刻获得强烈社会反响。 　　不久,齐邦媛又寄给刘蓉林一本新书,即台湾“中研院”访谈整理的《齐世英口述自传》,显有征询三联的出版意向之意。齐世英,字铁生,人称“铁老”,是齐邦媛之父。他的故事,在《巨流河》中浓墨重彩,给人印象颇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口述自传,可以视为《巨流河》的姐妹篇。 　　然而,这本自传的出版却让我很费踌躇,原因是它的内容不完整,作者本人的口述截止到1949年,可能是他对自己后来的经历故意隐讳所致。而作为自传,未能把这些充分反映,实在可惜。这便是我最终放弃出版此书的理由。 　　但是很快,另一家出版社把它收入一套口述史丛书出版。 　　当然,今天想来,或许是我过分追求完美而求全责备了。事后我曾感到有些遗憾和后悔,因为《齐世英口述自传》尽管截止到1949年,但它的史料价值仍然是值得重视的。 　　王鼎钧 和他的《回忆录四部曲》 　　2012年春节前夕,三联的编辑饶淑荣来找我,说她想出版王鼎钧(人称“鼎公”)的书。她告诉我,“回忆录四部曲”的版权竞争非常激烈。她已经给鼎公写过一封信,但是鼎公回复说,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联系的另外两三家出版社正在竞标,请她也向这家版权中介公司报价。她说,现在是要拍板定案的时候了,恐怕需要领导出面。 　　我觉得大家都到版权中介公司去竞争,靠报价定输赢,三联显不出什么优势,但我们应该有很多理由可以说服作者,于是我决定直接给鼎公写信。 　　我致鼎公的第一封信,回顾了我和他此前的20年书缘,告诉他虽然阴差阳错,未能落实原先的出版策划,但是我一直对他保持关注与期待。希望他现在可以给我一个合作的机会,让我实现一大心愿。 　　几乎当天就收到鼎公热情洋溢的电邮。从来信的口气中,我们感觉到鼎公的合作意向呼之欲出。然而,鼎公自有他的纠结。信的末尾,他说: 　　不瞒您说,四部回忆录的内容或文句诸多不宜,如何删修,涉及弟之文格,弟不免有些执着,是以迟迟至今。这才是未来最大的变量。 　　无论如何,我会永远记得您的美意。 　　这意思,是要看我们如何处理他的书稿再做决定。 　　但这个问题怎样回答,先要研究书稿中的问题。 　　于是我四处联系北京的港台文学专家,想借阅“回忆录四部曲”的第三、第四部。然而无果,这两本是新书,大家都没有见到。只得写信报告鼎公,请台湾尔雅出版社速速寄来样书。 　　读过《关山夺路》和《文学江湖》的样书,我才明白为什么多家出版社都参与竞争这套回忆录的版权,鼎公的作品太令人震撼了! 这部作品虽是个人回忆,却有着时代史诗的气象和格局。正像鼎公自己说的,“我要用这四本书显示我那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他用一支冷静的笔写出了一个大动荡、大分化时代的人间世相和他自己的一生沧桑。 　　至于鼎公说的“内容或文句诸多不宜”,我想他指的是作品反映抗战后的国共内战以及台湾地区“戡乱戒严”的白色恐怖,题材有些敏感,记述自然就会有所“不宜”。不过,以写法而论,正像鼎公本人说的:“我的兴趣是叙述事实,由读者自己产生意见,如果读者们见仁见智,如果读者们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也很高兴。”他秉持这样的超脱的态度,作品的立场显然会比较客观,在党派问题上并无特别偏激的褒贬,所以我认为对这部书稿的“不宜”做技术处理,应该不很困难。 　　这样的好书很难得。我联想到类似的题材,相近的写法,三联不久前出版过齐邦媛的《巨流河》。相比之下,鼎公这部作品,内涵更丰富,故事更曲折,特别是作者对社会动荡和变革中的人生百态、世态炎凉的认识更富有洞见。王德威教授曾以“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来评价《巨流河》,我以为套用这个句式,我们一定要说鼎公的“回忆录四部曲”是“如此冷峻,如此豁达,如此圆熟”,因而是“如此老辣”。 　　评估给了我们更多信心。我立即向版权中介公司报价:首印2万套。 　　起初,我以为这个报价不低,因为毕竟是4本书一起出,等于要印8万册。谁想到,中介公司告诉我们,另有一家老字号的品牌出版社和我们报价相同。 　　于是鼎公犹豫起来。他说他不想放弃三联,但是那一家品牌出版社也是他多年来非常欣赏的。他给我写信,建议两家联合出版。如果做不到,他就只好看天意了。他说纽约有一座庙,现在正好在过年期间,反正大家都是要去庙里的,抽签很方便。 　　我有些着急,生怕这抽签已成事实。于是连忙写信,向鼎公痛陈三联一定要出版他作品的理由。 　　这封信发出两天后,鼎公回信,同意与三联合作。编辑部众人雀跃起来。有人说我这封信写得好,把它拿去给青年编辑传阅,但我心里明白,信写得好坏并不重要,归根到底鼎公看中的是三联的品牌和诚意。 　　(作者为出版人,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文本摘选自《一生一事》,内容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