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参加梁鸿老师新书《出梁庄记》的讨论会。一个青年男子在会上说:“你们只一味强调农民工的可怜,去农村生活过就知道,农民的素质真的很低。”
这话当然不正确,不正确到了其他听众起身反驳的地步:“你去过农村么?”
男子说:“当然去过,农村的人都乱扔垃圾、随地吐痰……”
我忍不住想,这个男子只是在公开场合说出了很多人不敢说的心里话吧。同情弱势群体、关注留守儿童、送温暖心连心是一回事,和农民生活在同一个生活环境里又是另外一回事。
农民是被塑造出来的。过年时陪父母看电视,发现热播的“现代家庭伦理剧”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农村出身的年轻人和城市出身的年轻人结婚,农村里的父母来城里探亲,其间发生的所谓“让人啼笑皆非的一连串笑料”。农民在电视里不讲卫生、强迫女婿买房子、强迫媳妇生孩子,他们是“笑料”的来源,说白了,就是愚昧、蛮不讲理的代名词。
近几年,似乎也少提“知识改变命运”了,改变了之后,又能怎样呢?仍然是被嘲讽的“凤凰男”和“凤凰女”。
不知道是不是从知青文学开始,农民和农村作为“文明”的对照被书写。在农村生活的经历,成为知识青年珍贵的共同记忆,成为苦难的勋章。曾经看过一个出身农村的作家回忆,某个农民企图强奸女知青,未得逞,被枪毙:而就在此前,他的邻村,一个男知青,强奸了村里的女孩子,女孩子投河自杀,男知青逃回城里,此事不了了之。
这样的事情或许是巧合,这样的比较或许是无意义的。无论是知青还是农民,都是时代的牺牲品,一块乌云笼罩下来,谁也没有逃过。可硬要区分谁的苦难更高贵,更值得书写和铭记,就非常可笑了。
近些年,另一种趋势是学术界的人士对农村生活怀有理想和浪漫的幻想,因为反感都市的物质和功利,于是把农村描述成温情脉脉的伦理社会,如同一首田园诗。
媒体把进城市的农村人类型化,学者把乡村社会理想化,这两种趋势结合,给人似乎留下一个印象:农村人如果留在农村,固守在土地上,就会是仁义礼智信的淳朴人；到了城市,则会变成给别人添乱的麻烦——那些“现代家庭伦理剧”的结尾,也常常是农村父母以离开城市,拎着大包小包回农村,尘归尘、土归土,作为一种谅解、“皆大欢喜”的妥协。
人对自身矛盾往往是无知的,一方面对“阶级固化”痛心疾首,另一方面,则希望农民能世世代代固守在自己的土地上,井水不犯河水。
看梁鸿老师的《出梁庄记》,最震撼的一点,就是农民,尤其是年青的一代企图逃离土地的欲望,他们在城市吃了很多苦,饱受漠视、误解和屈辱,可仍然不愿回到农村。
金钱本身,当然不足以构成迁徙的全部动力；更重要的是改变身份的欲望。农村人到城市里谋生,与挺着大肚子瞒过签证官,一定要把孩子生在美国的中国人一样,是为了孩子和自己有不一样的人生,享受比自己更多的权利、更好的机会、更大的公平、更可靠的安全感。
这是以一种充满希望的方式创造历史,而如果遭遇另一种情况:农民离开土地,到了城市,却发现以一种贫穷转型到另一种贫穷,而且这种贫穷是毫无出路和指望的,那么,他们就会采取另一种方式改变历史:暴力。
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是由聚集在巴黎周围的乡下移民最早发起的；更近一点,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让全世界惊讶,因为它没有那些引起革命的惯常因素,而它最初的起源和宗教无关,而是大规模的农民移民城市,严苛的生活条件却让他们意识到通往都市生活的路径只是个谎言,于是上街抗议。“生活”总归是人面对的最原始的东西,宗教也好、外国势力也好、意识形态也好,都是后话了。
从走出非洲开始,择善而居就是人类的进化本能。现在每一个进城打工者,路途不如我们的祖先艰辛,他们承受的无奈与屈辱,却比我们的祖先要多得多。
我们觉得走上戛纳红毯的王宝强,是励志的,是“实现中国梦”；另一方面,却禁止打工者分享自己的权利和机会,要求他们做出牺牲。这种矛盾,这种抛弃,实在是过于残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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