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和吴世良见面时,我们之间连通常的客气话都没说上几句。那天她奔忙于厨房和饭桌之间,我却坐在那里和她的丈夫英若诚全神贯注地深谈。但是,当我们分手时,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什么呢?
在中国,每当我接受邀请到人家家里去做客,我总是诚恳地、热切地、一而再、再而三地表达我唯一的愿望:“千万不要破费大摆宴席。我更爱吃腌白菜,豆腐干,我不要大对虾,海参席。”吴世良是唯一满足了我这愿望的中国朋友。她没有按照传统的方式,将宾客塞得像一只八宝鸭,而是请我吃了一顿烹调精美的素菜——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我们之间很少谈到个人的事情。我们除了为明确的目的之外很少见面。我们很少互叙衷肠,但是我们毕竟以某种方式互相理解了,这种理解丰富了我们双方的灵魂。
因此,我要把《春月》的中文本献给吴世良。
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了不止一种中文译本,都是既没有事前取得同意也没有事后得到认可的译本。台湾的皇冠出版社译本甚至篡改了,是的,篡改了我的作品。另一个译本中,仅仅是在《开篇》第一章中就出现了一百零一处明显的不像话的误译。那都不是我写的书。
我被迫无奈,只好求助于吴世良。她在中英两种语言上的造诣是惊人的。但是比她驾驭文字的本领更重要的是,她是一位艺术家——她尊重作家的劳动,她以极大的热情追求尽善尽美。
我用英文写作时,只能是努力唤起某种中国语言的感觉——中文的形象、节奏、不同阶层与地区的差异,以及从清末到今天,不论口头上或文字上在语言中发生的巨大变化。但是一旦译成中文,每一个称呼,每一种礼节,每一种表达方法,都必须符合当时当地人物的性格身份。这好像是我创作了一部带有中国韵味的西方交响乐,而吴世良必须用编钟、琵琶、琴瑟、胡琴、锣鼓铙钹为它完成配器。
我们的工作程序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详尽地讨论了全书。然后吴世良着手翻译。只有当她对完成的一个章节完全满意之后,她才把它交给她的丈夫。英若诚随即逐字逐句核对,提出一些建议。有些建议她接受了,有些她也不一定接受。说到这里,使我不好意思的是我这本书也曾成为我这两位亲爱的朋友争吵的理由。当然,最后他们和谐一致了。然后,他们又轮流朗读译稿。这又会引起新的改动。我自己也有同样的体会,因为我在写作原稿时也总要逐句朗读一遍。最后,他们把译稿都录了音。
我先听一遍,核对着英文原书。我再听一遍,核对着中文译稿。最后,我又听第三遍,既为了过瘾,也因为我实在欣赏他们生动的译文。这之后,吴世良和我又要凑在一起,听取我提出问题和意见。
在完成这项艰难工作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始终兴高采烈。多少次,有时在白天,有时在黑夜,我们通过电话庆祝一个个小小的胜利。她会打电话给我,祝贺我对中国人某一种心态的洞察。我也会打电话给她,祝贺她某段精彩的译文,居然把原来无法翻译的原文巧妙地解决了。我们两个会像孩子似的傻笑一阵。
有一次,只有一次,泪水涌上了我们的眼睛——我们两个人出于本能都从来不允许自己,也不屑于眼泪汪汪。我当时在朗读小说中的一段,其中描写一个母亲在分离五年之后第一次给自己的小儿子洗澡时的心情,忽然吴世良开口了:“你完全抓住了那种感情。我经历过,我知道,我知道。”
这是吴世良唯一的一次透露了她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过的苦难。她从不诉苦,从不怨天尤人。她身上有一种内在的尊严,一种博大的历史感,使她坚定自若,不被生活的拨弄所左右,赋予她一种独特的高尚的气质。
就在那一刹那,我想起有一次我向她的儿子提的问题和他的回答:“当吴世良终于得到自由回家的时候,她变了个人么?”
“没变。”他回答,“除了在一个小的方面。她每看到我浪费任何东西,哪怕是一滴水,都要发急。”
在本文结束时,请允许我不自量力从我自己的作品中引用一句话。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知道吴世良会赞同。因为她深知一条很多人不明白的道理——一个作家所写的远比他所说的更能显露他的内心。
在我的小说里我写过:大幸福和大悲痛原是一体。
我巨大的悲痛是我失去了一位知音,我巨大的幸福是能看到我的作品译成了中文。我如果有能力以中文写作,那么这就是我要写的《春月》。
(本文系著名华裔作家包柏漪为其成名作《春月》中文版撰写的献词,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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