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历史最终总是人的历史。尽管《万历十五年》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法国年鉴学派的方法,以其平实而独特的视点和严谨而博大的史观为人称道,但它的内核并没有背离中国古典史学的要则:知人,所以论世。
黄仁宇选择的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处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最成熟时期,社会规范已经完全确立,几乎所有的行为都可以从中找到合法性依据:没有摧毁性的外力冲击和内部叛乱,也没有积极的进取心态和危机意识,整个社会的运作都是为了寻求内部的平衡和延缓危机的发生。一个古老的帝国,在黎明前做着最后的甜梦。
要在这样的社会生存并取得成功,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习惯于“不可避免的妥协”。尤其对于那些不同凡俗的人物,他们的每一种做法都注定会遭到社会规范(其代表为操纵社会权力的文官集团)的巨大的压迫或对抗,从而始终无法突破规范的苑囿。更可悲的是,这些做法对万马齐喑的社会几乎全无效力,激烈的嘶喊得不到任何呼应,他们的结局只能是在寂寞中沉沦,或在寂寞中死去。
我们可以把书中人物分为三组来考察:
万历皇帝和申时行。他们在政治运作中都采取了“无为”的做法,差别只在于无奈或主动。出于现实功利目的考虑,即对“上下否鬲,中外睽携”的恐惧,使他们不能也无法与规范决裂。他们也曾与规范冲突、对抗,但都是以自己的妥协和规范的胜利告终。当然,他们从这种妥协中也得到了好处:万历皇帝无惊无险地在宝座上坐了四十八年,申时行得以“太平宰相”终老。不过,他们心里明白,代价也是免不了的,至少,史书中一顶“昏君”和“庸相”的帽子是逃不掉的。这在极为注重身后名誉的中国,不能不说是一种绝大的悲哀。
张居正和戚继光。这是两个在当时中国社会难得一见的“事功型”人物。张居正利用皇帝年幼和自身的高位,在朝廷里建立了绝对的权威,一连串变革使古老帝国出现了久违的兴旺,然而这是以张居正与文官集团之间关系极度紧张换来的。于是,张居正一死,马上就身败名裂,毕生事业也付之东流。戚继光虽然深知妥协的重要并力行之,但作为一名武将,在重文轻武的明代,要建立自己的功业,必然会打破与文官集团之间的平衡,也就不可能与规范达成真正的妥协。他们事业的最终失败,宣告了大明王朝已不再具备自我更新的力量。
海瑞和李贽。这是那个社会摒弃现行规范和追求古典精神的代表。海瑞之所以被世人目为古怪,正由于他不愿接受文官集团内部已经相沿成习的“大体”,但由于他依据的是被官方认可并推崇的理想官吏模式,规范在孤立他的同时也无奈他何；李贽的学说“破坏性强而建设性弱”,在思想上对现行规范的攻击最有力,但他张扬传统的做法却使地方官吏投鼠忌器,终于也只能以有伤风化的罪名将他投入牢狱。海瑞和李贽,其实不过是传统的坚决维护者,却是以特立独行者的面目出现,这真是趋向解体的大明社会一个绝妙的反讽。
以上这些人,虽然在规范的挑战面前,反应各不相同,但对于强大而无处不在的规范,他们始终只能在边缘徘徊,进退失据,出入两难,正如作者所言“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身败而兼名裂”。每个人都在规范的网中无望地挣扎着,远远望去,他们的背影是如此孤独。
通过人物关注历史,是比较方便的法子。中国的正史多是纪传体,主旨是“知人论世”。不过长短不一的人生,化为薄薄几页史书,留存的只是一些节点,不容易看见日常生活。将人物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写,最好便是选一个没什么大事发生的年份,将笔触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空。现在想起来,这是《万历十五年》很着力的地方,当年读的时候我还不懂。
王小波也评过《万历十五年》,我看到后大吃一惊,因为感觉我和他读的好像不是同一本书!会这样,大概是因为王小波用了杂文笔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对于黄仁宇着重宣扬的“数目字管理”印象不深。可见读者各取所需,各摸其象,也足见《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复杂多歧的好书。
(本文作者为学者,著有《野史记》、《民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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