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吉祥
从战场上军阀纷争的硝烟,到大学校园里学人们的风骨,在近年来的图书市场上,“民国”已然是个热词。当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视线投向那段历史时,究竟是什么吸引了他们?书籍中“民国热”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期待?本报记者梳理相关书籍文章,走近那段消逝的历史。
后人著书,民国大人物不再脸谱化
回望上世纪上半期的民国历史,袁世凯无疑是一位不得不提的争议人物。
写袁世凯的书籍众多,其功过是非历来众说纷纭。6月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王碧蓉的新书《百年袁家》。这本书中的袁世凯,不是那个结束帝制、走向共和又复辟帝制的乱世枭雄,而是被还原为一个家庭成员。在这本书中,袁世凯是一个孝顺母亲的儿子,很有威严的丈夫,尽管有十个夫人,但他平等对待。另外,作为32个子女的父亲,他设家塾,送孩子出国留学。
《百年袁家》的重点不在于写袁世凯,着墨最多的是不同的历史时代背景下,“袁世凯”这个特殊标签给后人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生起伏。这本书围绕袁世凯的五夫人杨氏和他们数十位后裔的百年人生轨迹铺陈开来,很难说特殊血脉赋予这个家庭的是祸是福。袁家的第二、第三、第四代,跟多数中国人一样,经历了中国人都曾体验过的历史变迁,他们历经抗战、“反右”、“文革”、改革开放,但因家庭背景出身,他们所经历的变化起伏比常人更大。如书中开篇袁世凯五个孙女寄语读者时说的,“我们之所以支持编写这本书,也是想通过袁家四代百年的感受,道出社会的变迁与进步,能让后代懂得坚持什么,选择什么,信守什么,珍惜什么。”
今年3月,由作家白先勇编著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增订版问世。作为国民党桂系的核心人物之一,白崇禧以军事战略见长,有“小诸葛”之称。白先勇在书中既回顾了父亲白崇禧参与北伐、抗日的戎马生涯,又有白崇禧退居台湾后的晚年岁月与家族亲情。《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对关于白崇禧的一些历史疑问也有澄清,比如蒋介石对白崇禧为何“敬而不亲”、李宗仁和白崇禧在大事上存在的分歧等。
那些在历史上逞一时风流的大人物逐渐远去,有的则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民国年间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便是坊间传说颇多的一位。社会上关于韩复榘的笑话很多,说他没文化,不仅是老粗,而且是大老粗。今年4月,由韩复榘次子韩子华口述、周海滨执笔的《我的父亲韩复榘》一书问世,再现了韩复榘的人生经历,他的个人生活,对子女的教育,与冯玉祥、蒋介石、张学良的合作、矛盾与斗争,理政理念以及时人、后人对他的评价。
在韩复榘次子眼里,父亲并非一介武夫,他出身书香门第,旧学颇有根底,能诗擅文,尤以书法见长。韩子华还转述了梁漱溟以及韩复榘老友的评价作为佐证。《我的父亲韩复榘》讲述了韩复榘起于冯玉祥军中,到死于蒋介石手下的前后经过,韩复榘在山东省主席任上的经历则是重点。韩子华回忆了韩复榘审案的一段故事:“刚去的时候,他什么案子都审。父亲是农民出身,觉得老百姓太可怜,他审得很干脆,说枪毙就拉出去枪毙了。他什么案子都审,法院就不干了——案子你都审了,还开法院干什么?”
民国学人底子上都守着一个“士”字
自从陈丹青提出“民国范儿”,内地知识界对民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兴趣持续至今。报人徐百柯曾从故纸堆中,钩沉起民国79个人物,包括考古学家李济、哲学家冯友兰、语言学家赵元任等一批民国学人。徐百柯将其结集成册出版,书名就叫《民国那些人》。在徐百柯的笔墨间,民国知识分子的“范儿”跃然纸上。
如《民国那些人》的书评文章所说,民国时期的那批学人,有着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但内里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总而言之,是一批不失“硬朗”,而又“好玩”、“有趣”的人。
今年5月,新星出版社出版《国士:牟宜之传》。能得评“国士”二字,牟宜之必有过人之处。牟宜之出身乡绅,家学渊源深厚,擅长旧体诗,虽算不上民国名流,他却继承了自古“国士”传统道德文化的英魂。《国士:牟宜之传》纵览牟宜之的一生,他济公好义,任侠爽直,“即处逆境之中,亦不坠济世拯民之志,乃中华优秀传统所化育之精魂、高风亮节之国士”。
文史学者范泓将视线聚焦民国时期的“学人从政”,如王世杰、朱家骅、翁文灏、蒋廷黻、罗家伦、浦薛凤、陶希圣、高宗武这些人。在范泓看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知识分子进入政府,“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进入政界后,均开始面临知识与权力间的两难选择,是保持诤友的独立人格,还是适应妥协?”范泓对民国“学人从政”的研究融汇在他的三本著作《雷震传》、《历史的复盘:百年纷争人与事》与《隔代的声音:历史劲流中的知识人》中。
学者陆键东的著作《陈寅恪的最后20年》最近再版,呈现了国学大家陈寅恪在1949年至1969年最后20年的人生经历。此书20年前初次问世时,便引发“陈寅恪热”,当时带出许多话题:关于传统文化、关于人文精神、关于学人风骨……如今再版,让人重温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关注知识分子建国后命运的还有学者杨奎松的新著《忍不住的“关怀”》。这本书讨论的三个人,一位是燕京大学哲学教授张东荪,一位是报人王芸生,还有一位是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
这三人在民国期间都可谓各自领域的翘楚,建国后则逐渐黯淡。杨奎松从历史大环境和周围小环境中追索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细致分析了当时知识分子在国家力量、个人性格和社会环境中左支右绌的困境和苦衷。
相似的著作还有陈徒手的新著《故国人民有所思》,这本书聚焦了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11位有代表性的、全国一流教授的生存处境,包括俞平伯、周培源、马寅初、冯友兰等一流学术大家,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1949年以前的文化大家。正如冯友兰女儿宗璞在读完书中《冯友兰:哲学斗争的个人挣扎史》一文后所评价的那样,“只有了解了真实的情况,才能明白个人的处境是多么艰难,从而做出正确的评价”。
民国似乎是过滤出的乌托邦
在最近几年的图书市场上,“民国”二字无疑是热门词汇,关于民国的书籍琳琅满目,其中不乏溢美之词,以至于容易让人忽略那是一个战乱的时代。作家黄恽便直言“民国是个很糟的时代”:动荡不安,民不聊生,战乱不断,仅仅是知识分子的地位相较而言比较高些。“很多时候,我们谈民国、‘民国热’,都不是学术研究,而是作杂文,借古讽今,这个风气,如今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黄恽说。
学者张杰在一篇文章中提醒,“民国热”存在娱乐化的倾向,“黑暗被自动过滤,民国似乎成了乌托邦。而且这股热度还向娱乐化的方向发展。吃喝玩乐,名流绯闻,甚至民国人物的绰号,一切好玩的元素都被搬上台面。”
在一场关于“民国热”的讨论会上,著名评论人梁文道说:“我们对民国的认识有一些是现实,有一些是想象,有一些是基于现实的建构。”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近年来出版了多部与民国有关的著作,他认为民国的人和事都比较有意思。“清朝人很压抑,政权、礼教对人的思想束缚很严重。到了民国,国家进入民主轨道,人都比较放得开,这个时候各种人都出来了,文人、作家、学者、流氓、地痞、军阀,个性张扬,人有意思,事就有意思。”
显然,解释“民国热”,不仅仅是“有意思”三个字便足以概括的。如台湾学者杨照所言,“‘民国热’背后最大的力量是大陆人想要找到答案的情绪”。这与梁文道的观点吻合:“我们讲民国范儿,是为了塑造典型,为了解决当下的问题以指向未来。”
《文学报》今年刊登了一篇反思“民国热”的文章,这篇文章开篇即说:“大凡对于某一种时段历史的‘热’的形成,除去人类根性里的怀旧因素以外,多半带有一定程度的现实指向性,即通过对历史的美化来映衬当下之不足。”文章以对西南联大的鼓吹为例说明,这其中便寓有不满当前教育体制与教育状况之意。而《开明国语课本》等民国儿童读物的广受追捧,则可见对当下教材中缺乏人文关怀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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