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冠中
《我这一代香港人》以一个港人的角度,为读者解读了“港人港事”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城市。作者陈冠中先生对香港“来自何处,往何处去”的反思和想象,在宏大繁杂的命题下,从小处和居民的福祉着眼,潜藏着对香港隐忍的爱。他呼吁香港人接受和珍惜现有历史、建筑、文化积累和社区,告诉人们这个混杂的拥挤的半唐番的城市的魅力所在,并有为之分析规划未来之路的理性思考。
至于英美流行文化大受欢迎,都已不是限于此时此地的事了,只是“二战”后美国流行文化更见强势。对当时香港的洋派精英及受过一点儿英语教育的年轻人来说,向时尚的英美文化倾斜也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要挑一个在香港有象征意义的英美文化事件,我会挑1964年英国披头士乐队第一次出国在美国表演后途经香港演出一场,把籍籍无名的香港放在英美的时尚文化地图上。当时在现场看过演出的人不会很多,而且一大部分是驻港外籍人士的子女,不过却引起华人卫道之士的“道德恐慌”,视之为洪水猛兽,中文商业电台甚至禁播披头士的歌曲。谁知这一潮流一发不可收拾,本地年轻人纷纷组乐队,唱摇滚民谣,男孩甚至留“长发”盖着半边耳朵,这样一来,离穿超短裙、牛仔裤的日子也不远了。这事件突显了香港两代人之间的代沟,是文化话语权世代之争的揭幕。年轻人不要土气要洋气,而香港开始自诩是可以跟上英美时尚的城市。
谁是这些新一代,为什么声浪这么大?他们是“二战”后特别是1949年后在香港出生或幼年来港的一代。因为当时人口膨胀,所以新生人数也特别多,这个现象由1945年一直维持到60年代后期,以20年为一代的话,是香港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所以叫婴儿潮。
到60年代末,超过一半的香港人口是19岁以下的。到80年代初,本地出生者占总人口六成以上。
因为人多势众,他们的文化取向就带动了香港文化板块的移动。
首先,他们生长于香港,不像上一代人有内地情怀,而且他们长于楚河汉界的冷战年代,也即内地令人不安、运动不辍的50年代至70年代。耳濡目染下,除少数人外,大多对内地不但没有深情,反而可能有负面印象。
第二,他们长大的年代,香港渐渐富起来,财富水平与内地越拉越大。
第三,富起来的香港让他们可以找到好工作,期待成为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
第四,1967年的左派骚动引起社会动荡,不得人心,迫使大多数港人接受当时唯一可保障生活安定的政府:殖民地政府。
……
第七,连婴儿潮一代的父母辈的心态也改变了。香港从一个以过客、侨居者、移民为主的城市,变成一个以长期定居者为主的城市。香港是家,无根的一代在香港植根。
第八,婴儿潮一代普遍受过英语训练,受英美文化吸引,而且不是上一代精英所接受的英美文化,而是六七十年代的英美新文化。那时候,可以说世界上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这种英美新文化。故此,因为冷战宣传、英语教育、财富水平、消费习惯及文化取向的原因,他们跟同代内地人在人生经历、知识结构和世界观上差异很大。
第九,他们开始出国旅游,又想去英美加澳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留学,但大部分去不成,去了毕业后也不一定留得下,最后往往是回流,发觉香港反而是个可以给他们机会的地方。
第十,没错,香港的居民终于对香港有归属感了,但一半是被逼出来的。原来他们哪里都去不了,英国不是随便去的,内地还不是可以去的,他们不能自认英国人,也不愿意被人家认为是内地人,故此也不自称中国人。没选择,他们只能叫自己香港人,后来越叫越顺,引以为荣。
这是“香港人”的出现,不是很遥远的事。
“香港人”是被发明出来的、被想象出来的、被建构出来的,但却是存在的、有物质性的、有历史意义的现实。
有了“港人”,才可能有“港人治港”一说。邓小平时代的中央对港政策敏锐地反映了新现实,不是宗主国派总督来直接统治香港,而是中央进行创新性的间接管辖,即回归中国后“一国两制”。
大致来说,土生土长的婴儿潮一代,一方面比上一代更西化,另一方面却同时比上一代更香港化,即今天所说的本地化。他们对中国内地的兴趣较弱,但他们的香港意识更强。因为香港是他们唯一理解,也是唯一无条件接受他们居留的生存空间。他们别无选择。
经过50年代至70年代的酝酿发酵,八九十年代是香港人的香港意识、香港认同感最旺盛的年代。
不过与此同时,这种心态也开始受到新挑战。
因为1997年的回归问题,八九十年代香港出现几十万人的离港移民潮,其中很多是婴儿潮中产者。他们为了政治保险、子女教育、清新空气、居住空间等自选的理由,带着香港人的清楚身份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们之中,有些为了事业不断往返香港与移民地,如空中飞人。回归前的移民潮某程度上拓展了部分港人的眼界,而总的来说并没有减弱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从1997年至今天,部分移民加、澳、新者回流到香港或内地发展。但不管在内地哪里,香港人都会被认出是香港人,可见港人与内地人有差异,偶尔他们会被误认为是中国台湾人或新加坡人,不过他们会立即纠正说自己是香港人。
不过总的来说,内地的改革开放及对香港回归的安排,开始逆转150年以来边界由松到紧的总趋势——由1949年以前的松,到50年代后的紧,到80年代的极紧,到回归后紧中带选择性的松,到今后慢慢往松的方向走。
(本文节选自《我这一代香港人》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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