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则徐
所谓读书之入手,也就是读书之切入,从一个点切入,这个切入有利于通达到其他,便捷于从读此书到读彼书,就是一个好点。这个切入点可以是一本书,也可以是一个人。
术业以外,读书有兴趣与志趣之分。出于兴趣的读书,要紧在一个“兴”字上。既为“兴”,便是乘兴而来,乘兴而去,首是多翻翻,次是翻见兴致处,就读它下去,若是没有兴致,就搁到一边。出于志趣的读书,要紧在一个“志”字上,跟出于兴趣的阅读虽然都讲究一个“趣”字,但毕竟有所不同,要讲究选择,讲究效率,不利于志者少读,乃至不读,利于志者不仅要读,更且要“啃”。
出于志趣的选择,最难是读当代书。最近有位中学历史教师困惑于出版的新书太多,不知如何选择才好,便问了我这样问题。我建议她:选择之法,有从出版社、丛书、作者着手三法,当代中国一些出版社无性格,丛书多陷阱,故已经不是好办法,最好办法要从作者着手。不妨信一个作者,他具备两个特点,一是要有学问,二是要够认真。能有这两点者便大致不错。比如余秋雨,学问倒是有点,于认真上则大有问题,颠来倒去编印贪利的新书弄不清到底有多少,虽然有一两本颇可读,但信了他,有他名字的书就拿来读,大可能倒胃口。信了余世存就稳妥,凡有他名字的书拿来读不会冤枉,同样姓余,写书、出书的态度大不同。信了一个作者,便可以从他的书里生发开去,假如读余世存,余世存在书里说余秋雨有本叫《文化苦旅》的书还不错,再去买来读,一定不会上当。按这方法读当代书,最是件合算的事。
有位书画理论家曾问我:近现代乃至古代的中国书,最好从哪里开始入手读?我答:最好是从梁启超读起。
所谓读书之入手,也就是读书之切入,从一个点切入,这个切入有利于通达到其他,便捷于从读此书到读彼书,就是一个好点。这个切入点可以是一本书,也可以是一个人。纵观三千年,试图找出一本十分恰当的书来切入十分之难,毋若找出一个人来,这个人莫若梁启超最佳。
自古以至近现代,以一人言论而独领一时代者,唯有梁启超一人而已。1943年时梁漱溟说:“就在近五十年之始,便是他工作开始之时。在距今四十年前,在思想界已造成了整个是他的天下。在距今三十五年前后的中国政治,全为立宪运动所支配,而这一运动即以他为主……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康氏原为任公之师,任公原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但是不数年间,任公的声光远出康氏之上,而掩盖了他。”(梁漱溟《纪念梁任公先生》)大致来说,梁漱溟这说法是客观的,只是重于梁启超政治影响力则有偏颇。
就政治影响力而言,自戊戌变法至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梁启超作为中国最重要政治家的影响力前后占据二十年左右。梁启超曾设想用一百个人的传记“包括中国全部文化的历史”,而政治家一类在清末民初他以为应是曾国藩、胡林翼合传,李鸿章、孙文、蔡锷分别专传,又遗憾地认为“蔡锷做时代中心的时间太短,不十分够”。(参见梁启超《中国文化史·专传的做法》)其实,从清末到民初的转型期间,他自己才是比蔡锷更有资格跟孙文一起做专传的人物。但梁启超的意义又并非局限于政治层面,在思想、学术的层面也许更为重要,是孙文所远不能比拟的,加以梁启超又是伟大的文章家,所以,他是一个时代最完整的浓缩和最完美的载体。
用现在世俗的话语来说,梁启超是一个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学术家、大文章家兼于一身的人物,可谓古今一人而已。读书如果要选择一人入手,所能获取的营养,还能有谁的著述能比梁启超的更良好呢?
(本文作者为学者,著有《梁启超哲言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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