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
《新月》这份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文学杂志突然不甘文学,出现了与文学本不相干的文字,它就是胡适的《人权与约法》。随着这篇文章的出现,该杂志迅速政论化,尽管没有完全离开文学,但却不可自抑地走上了政治批判的道路。
“人权论战”发生在上海的《新月》杂志上,是由胡适挑头、罗隆基和梁实秋紧随而上的。《新月》杂志创刊于1928年3月10日,由新月书店出版。这个杂志的主要成员除人权论战中的三剑客胡、罗、梁外,还有徐志摩、潘光旦、叶公超、余上沅、饶孟侃、邵洵美等,这些都是地地道道的文人,就像杂志是一份地地道道的文艺性和文化性杂志一样。然而时间不过一年,这份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文学杂志突然不甘文学,出现了与文学本不相干的文字,它就是胡适的《人权与约法》。随着这篇文章的出现,该杂志迅速政论化,尽管没有完全离开文学,但却不可自抑地走上了政治批判的道路。这甚至连它的主办者当时都意想不到。那么,是一种什么力量推动着这份杂志、推动着这个杂志中的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在他们所钟爱的文学和文化之外,惹来这本和自己并不相干的政论风潮呢?
胡适的《人权与约法》发表在《新月》杂志第二卷第二号上,写作时间是1929年5月6日。这篇文章从否定的方面来说,是批判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从肯定的方面来说,是呼吁国民党立法以保障人权。法与法治,是胡适留美的习得,也是他据以抗争国民党的出发点。这一点对胡适来说是一贯的。
但,国民党建政一段时间以后,体制未见法治动作,却出现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陈德征向国民党三全大会提出的一个议案《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提案者认为:“查过去处置反革命分子之办法,辄以移解法院为唯一归宿,而普通法院因碍于法例之拘束,常忽于反革命分子之实际行动,而以事后证据不足为辞,宽纵著名之反革命分子。”因此,提案者提议:“凡经省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如不服得上诉,唯上级法院或其他上级法定之受理机关,如得中央党部之书面证明,即当驳斥之。”根据陈德征的提案,法院成了国民党的一个机构。
该提案发表在1929年3月26日的上海各报上,胡适看到这则提案的当天,便忍不住提笔写信给当时的司法院院长王宠惠,说:“先生是研究法律的专门学者,对于此种提案,不知作何感想?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哪一世纪哪一个文明民族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的吗?……近日读各报的专电,真有闻所未闻之感,中国国民党有这样党员,创此新制,大足以夸耀全世界了。”信完后,胡适一边寄王宠惠,一边又把信稿给国闻通信社发表,过了几天,国闻通信社回信,说:稿子已转送各报,未见刊出,闻已被检查者扣去。兹将原稿奉还。在胡适看来,这封信并没有什么军事机密,自己又是亲自署名,是以负责的态度讨论国家问题,为什么不可以呢?何况公开发表意见属于言论自由,新闻监察人的无理干涉,那么,言论自由的权利又如何保障呢?
其间,胡适与朋友马君武有过一次谈话。据胡适日记(1929年4月26日)记载:“马君武先生谈政治,以为此时应有一个大运动起来,明白否认一党专政,取消现有的党的组织,以宪法为号召,恢复民国初年的局面。这话很有理,将来必有出此一途者。君武又说,当日有国会时,我们只见其恶,现在回想起来,无论国会怎样腐败,总比没有国会好。究竟解决于国会会场,总比解决于战场好的多多。我为他进一解:当日袁世凯能出钱买议员,便是怕议会的一票；曹锟肯出钱买一票,也只是看重那一票。他们至少还承认那一票所代表的权力。这便是民治的起点。现在的政治才是无法无天的政治了。”
胡适颇认同马君武的看法:“此时应有一个大运动起来”,于是,一场被后来历史称为“人权论战”的运动就不期而至了。当然人权论战不是一个大运动,甚至连运动都算不上,它乃是轰动一时的一场政治风波。为这场风波揭幕的就是胡适的《人权与约法》。
(本文作者为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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