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野心优雅》
任志强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道路与梦想:我与万 科20年》
王石 缪川 著
中信出版社
3.《野蛮生长》
冯仑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4.《理想丰满》
冯仑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5.《我的价值观》
潘石屹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6.《史玉柱自述:我的营 销心得》
史玉柱 口述
优米网 编著
同心出版社
7.《激荡三十年》
吴晓波 著
中信出版社
8.《九二派:“新士大夫” 企业家的商道和理想》
陈海 著
中信出版社
爱读书的任志强最近出版了他的厚达60万字的自传《野心优雅》。这位商界大佬将1992年视为他所属公司的转折年份,意义堪比党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
这几年,一批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崛起的企业家陆续著书立说,任志强之前,还有王石的《我与万科20年》、史玉柱的《我的营销心得》、潘石屹的《我的价值观》等。本报记者梳理相关书籍文章,回顾这批被称为“92派”的企业家群体的创业经历,反思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重温那个企业家精神迸发的年代。
□本报记者 吉祥
南方谈话后,一批官员、学者纷纷下海
退休这一年,任志强从未远离过公众视线。在微博上,他依旧是那位人们熟知的“任大炮”,不时对政府的楼市政策提出批评。他主持的中国金融博物馆读书会,一个个商界大佬“你方唱罢我登场”,拥趸众多。
今年10月,任志强出版了他的个人回忆录《野心优雅》,经历过文革“上山下乡”的任志强,是改革开放30年的亲历者。他从贩卖兔皮的小商贩起家,此后创立华远地产,几度沉浮,经历过蒙冤入狱、起诉政府、状告银行,直到去年退休。
任志强的个人经历与时代变迁交织,作为改革开放后崛起的企业家,1992年对他们这一代人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一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平息了姓“社”姓“资”的争论。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不但明确了中国的改革方向,也提出了具体的路径,在国内掀起了新一轮改革的热潮。”任志强在《野心优雅》中写道,在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发表后,公司开了两天闭门会议专门学习讲话精神,这个对公司有转折意义的会议堪比“遵义会议”。
在社会上,南方谈话催生了一批官员、学者经商、办企业。财经作家吴晓波的著作《激荡三十年》记录了当时的这段下海热潮:受南方谈话的影响,在政府的中低层官员中出现了一个下海经商热,后来他们管自己叫“92派”,“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度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
1992年是“中国企业家元年”,这是一个企业家精神迸发的时代。“能够及时发现社会需求,甚至创造社会需求；在市场前景并不明朗的情况下,开发和制造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以个人的声誉和资产承担失败的后果,也以个人的名誉和资产赢取成功的收益。”经济学家许小年对企业家精神的定义,在这批企业家的创业经历中都有体现。
如今已经成为青年导师的俞敏洪,彼时初创新东方不久,整天忙于在街头的电线杆上贴广告；这年5月,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宏观经济研究的陈东升辞职下海,创立了嘉德拍卖公司；5个月后,陈东升的大学同学毛振华,放弃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工作,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评估公司；在淘金者云集的海南,冯仑碰到了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和刘军,合称“万通六君子”,这六人后来均成了中国商界风云人物；在珠海,史玉柱决定建造巨人大厦,这栋后来不断被拔高的大楼将带给史玉柱一次人生的滑铁卢,这个发生在吴晓波另一本著作《大败局》里的故事已是后话了,今日踌躇满志的史玉柱正享受着财富带来的荣光。
市场化取向和专业化追求,是“92派”企业家最大的特点
如同任志强在《野心优雅》中对当年的下海热潮总结的那样:当社会改变了对从企、从商的看法时,当企业家得到尊重并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地位时,就会有更多的人从体制内转行到企业家的行列,加入实践改革路径的探索之中。
这些如今已经成为商界大佬的人物,几年来纷纷著书立说。或是讲述创业经历,如王石的《我与万科20年》；或是分享创业经验,比如史玉柱的《我的营销心得》；也有传播价值观的,潘石屹的新书,光看标题就说得再明白不过——《我的价值观》。
提出“92派”概念的陈东升在保险、拍卖行业都已是领军人物,今年8月推出了《战略思维》一书,出版社在包装他时主打的概念也是“92派”代表人物。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坚定的市场化取向和专业化追求,是以陈东升为代表者之一的‘92派’企业家最大的特点。他们主动从计划体制内向体制外转型,成为最早也是最大范围脱离原有体制寻找独立舞台的一群人,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实践者和受益者。”
商界“思想家”冯仑2007年出版了《野蛮生长》,讲述民营企业的发展史,对民营企业的原罪、合伙人制度、管理逻辑以及生死存亡等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思考。冯仑点评了王石的成功,也分析了牟其中的失败。5年后,他的另一部著作《理想丰满》问世,冯仑关注企业的长期发展,也反思社会价值观的丢失。
今年初,潘石屹的新著《我的价值观》,对“万通六君子”的创业之路进行了回顾,已经跻身为著名“公知”的潘石屹,还在书中深入剖析了他的人生观、名利观,以及教育理念与环保理念。
其实,这些商界大佬的经历本身就颇值得回味。去年6月,《博鳌观察》杂志执行总经理陈海在新书中聚焦“92派”企业家群体,书名为《九二派:“新士大夫”企业家的商道和理想》。陈海将“92派”称为一拨“白手起家的官员群体”,在1992年前后虽相对弱小,但智商高、情商高、有胆识,他们成长的速度在其后二十年被证明最快,也是反映中国改革进程的一个重要群体。
在这本书的发布会上,“92派”企业家聚首分享感悟。陈东升分析当时的“下海”浪潮时说,之所以有大批官员放弃机关金饭碗,最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价值观上认同商业是最好的。 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吴敬琏也记述了当时社会对创业的热情。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吴敬琏去广东作报告,讲市场经济,讲经济体制改革,会场往往人满为患,官员、企业家,甚至学生都来询问民间创业的前景,“我从中预感到改革大潮已在涌动,民间创业的积极性已经被调动起来”。
“92派”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基于开放社会的精神
20年后,那些曾经的社会边缘人物,已步入时代的舞台中央。如吴敬琏所说,这些企业家普遍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他们不仅为了个人事业的成功,还满怀振兴中华的热情。他们有世界眼光,立志使中国经济在国际上名列前茅”。
这两年,社会呼唤重启改革议程,这些当年的改革受益者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改革开放背书。
任志强依然是那个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大炮”,在《野心优雅》中,他直指“政府从来不是最聪明”的,不能大包大揽,而是应该将市场的事交给市场,政府转而去做那些市场不能做的事情,如公共事业、社会福利、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不过,他也注意到,当政府口袋中的钱越来越多时,强势的政府又开始指挥一切,从垄断的资源配置,到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任志强提醒,这会让“改革的步伐倒退”。
当权力寻租、官商勾结越来越广泛地被提及时,“92派”的现身说法更有意义。白手起家的俞敏洪,对权力寻租一直刻意保持距离,“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做”。在“两会”的舞台上,俞敏洪多次号召,为中国的企业家建设一个安定、稳定的,可以干一百年、一千年的环境。冯仑虽然有不少官员同学,但他表示,从不在当官的同学那儿做生意。王石则有自己的底线,“不行贿”。
实际上,这些在市场中摸爬滚打多年的人,最强调平等、公正与契约精神。如财经作家苏小和所说,“92派”企业家精神,本身就是一种基于开放社会的精神。这也难怪,任志强会在书中直接炮轰北京某区政府,“发誓不与没有契约精神的人打交道”。
吴晓波则认为,企业家精神多年来一直被忽略,从鸦片战争至今的几乎每一个重大的国运转折点上,都可以看到企业家活跃的身影,“我们不知道这是否是一种有意的忽略和无意的遗忘”。
陈东升也认为,企业家是一股坚定的进步力量,尽管他们有善于妥协的天性,他们不会喊口号,常常计算愤怒和付出的边际成本。
在《九二派》的发布会上,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任职的辜胜阻将“92派”的诞生、企业家阶层的崛起,看做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标志,打破了日本对中国“只有车间主任,没有企业家”的论断。不过,另一个让他担心的现象是,当下社会的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变化,当年官员纷纷下海的景象已经不复存在,与之相对的是国考成为第一大考,尤其是社会精英急切地向体制靠拢,公务员成为大学生的第一选择,“这是官本位复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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