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的社会理想与抱负
2014年03月22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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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配根(媒体人)
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长期在哈佛大学从事房地产研究的学者朱小棣,近年来连续在国内出版了书评书话《闲书闲话》、《地老天荒读书闲》和《闲读近乎勇》三本书。
朱小棣自幼熟读鲁迅,对真实保留着自己特有的甄别方法。读书也是这样,就像他所说的:“越是作者或是读者大众标榜和指称的主题立意,越不是我关心留意的界面。偏爱往那边边角角,去搜寻我自己喜欢和感兴趣的东西,而且也总是能像淘宝捡漏儿似的,找到三两处让我有意外收获的地方。”就是在这些淘宝捡漏儿意外收获之处,朱小棣体现出自己作为一位读书人的社会理想和抱负。
《闲读近乎勇》中的一些篇目,曲折地体现出朱小棣对国民性、文化精神的批判。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主要从对语言和奴性的批判中体现出来。在对国民性的批判中,他又对知识分子劣根性的批判着墨颇多。这类批判曾通过叶圣陶之口体现出来:“自古以来,做官好像就是知识分子的专业,固然很有些官儿并不是知识分子出身,但是知识分子的共同目标就是做官却是事实。
温源宁、胡适、叶公超等人一生均为“学而优则仕”,但朱小棣发现,他们为学时威震士林,为官时却难展宏图,认为这是“一代学子之不幸”。这些人为官后均又回归书斋。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最令作者信服。比如,朱小棣在《鲁迅书话》中看到:“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语言为百姓日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语言铭记着民族性。作者通过批判语言来批判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读叶公超先生的著作时,作者注意到叶公超这样的观点:“中国文字的特殊力量,无论文言或白话,多半是寄托于语词上的,西洋文字的特殊力量则多从一句或一段的结构中得之,有时语词的力量也可以运用到相当的程度,但终不及句段的力量来得可观。”朱小棣学贯中西,看到这一观点不禁感叹,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然还没有从热衷于辞藻而缺乏说理与纪实能力的弊病中解脱出来。中国留学生在西方课堂上的不适应,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两种语言所寓含的思维方式不同。以东方式思维驾驭西方式课堂,显然力不从心。若跳不出这一思维窠臼,就可能只是把工夫用在“辞藻”上,却无益于逻辑思考能力的提高,学不到西方文明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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