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莫干山会议参加者再上莫干山。
9月18日,著名经济学者常修泽和年轻人在一起交谈。
2014年9月18日,浙江莫干山,“2014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暨1984年莫干山会议30周年纪念会议”召开第一天,常修泽、王小鲁、黄江南、贝多广、杨沐、魏小安和蒋泰惟这7位当年的参会者,还有200多位中青年学者,重上莫干山。
30年后再话莫干山,透过历史的风云,我们看到的是那个“物质匮乏但精神饱满的改革年代”,是一种单纯、执著、自由的热情和精神。
30年前和30年后的上山路
时光进入2014年9月,再上莫干山的路已经与3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高铁和飞机,将莫干山旁边的杭州和全国各省市联系到一起,从山脚下一路延伸到山顶的柏油路虽然曲折,却很顺畅。
“刚才听到一个词儿,他们叫我们‘老前辈’。觉得很不适应。咱们怎么就堕落成老前辈了?我们现在没有资格被称为中青年了,但是就我自己而言,还有我周围的朋友们看我,我觉得还是保留了这么一种心态:把自己当作中青年看待。”在开幕式上,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打趣。
开会第一天,几乎所有人都在追忆和讨论莫干山精神。国查顿资本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董事黄江南把这种精神总结为三点:使命、责任和开创精神。“从1984年莫干山会议那一天起,甚至是莫干山会议之前,我们就觉得这个国家的发展是我们的责任。”
“现在认为我们当时能够惊动中央、能够‘上折子’,得到领导重视,是‘士’的荣耀。但我认为,这是违背莫干山精神的。莫干山会议最根本的精神是思想解放,是人的解放。”黄江南回忆说。
时光回到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莫干山上举办了一个全国性的会议——“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最初几年,改革主战场在农村,城市只进行了企业层面局部的放权让利试验。到1984年,农村改革已有起色,但城市改革总体尚未起步。随着改革的深化,整个国家面临着如何由农村改革和企业局部试点拓展为全面改革的问题。
在北京,一批经过上山下乡的青年回到城市,他们热衷于讨论经济、政治、思想、文学、农村和改革,满脑子想的都是中国的未来向何处去。比如从陕西回来的王岐山,从山西回来的王小鲁,从内蒙古回来的翁永曦,从东北回来的朱嘉明。这些年轻人彼此认识,经常骑着自行车满北京跑着聚会,他们身上的小资情结早已被摧毁,见面就谈国家大事。
常修泽曾经把当时的青年队伍分成三股:一股是大学里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像常修泽所在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就办有“读书会”,探讨世界和中国的发展问题；二是中国社科院及地方社科院青年研究队伍；三是在北京的中央和国家部委的相关研究机构,以及挂靠在相关部委、具有民间“基因”的研究组织。除了这些专业研究队伍外,在民间还有大量关心改革的中青年在执著探索。
而这些来自不同系统、不同方面的青年人,曾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不少人亲身经历过农村生活的磨难,了解中国社会底层的真实情况。他们思想解放、知识新颖、敢想敢说。
“整整一个暑假没回家,看了一个月的稿子”
莫干山会议的组织者是朱嘉明、黄江南和张钢等人,当时朱嘉明33岁,黄江南34岁,分别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身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的经济师和助理研究员。在朱嘉明他们看来,年轻一代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机到了。
1984年初夏的一天,朱嘉明、黄江南、张钢来到天津进行学术交流后,在从天津回北京的火车上,朱嘉明口述,张钢写下了关于召开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的通知,用铅笔写在一张破纸上。
后来莫干山会议的官方称呼是“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中青年”这个称呼的发明者张钢躺在办公室里的行军床上,脚翘在墙上,心想,会议起个什么名字呢?我们三十岁了,不是青年了,当中年又不甘心,于是他猛一翻身,喊了一嗓子“中青年”!
1984年5月,在安徽合肥,由民间发起组织了一场“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和中国改革研讨会”,温元凯是组织者之一。他们邀请了改革的先锋人物,凤阳县县委书记翁永曦,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鞍山无缝钢管厂厂长王泽普等,意在把全国的改革者联合起来,推动社会进步。这个会以一个响亮的名字流传,叫“全国改革者大会”。
会议锋芒毕露,遭到了中央领导的批评,“凭什么叫改革者大会,难道说参加是改革者,不参加就不是改革者?”
张钢说:“改革者大会后,草木皆兵,这时开会非常扎眼。为了增加合法性,所以才想到用多家新闻机构联名发起的办法。”
当年的莫干山会议是由《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经济效益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发起召开的。这在当时的影响轰轰烈烈。发起者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论文够不够硬,是能不能上山的唯一条件。
开这个会,没有领导表态同意,也没有人反对。有人好心对张钢说:“出了事,我们都可以脱身,你张钢跑不了。”张钢回答,“没什么,就是把我打倒,我也没有半截砖头高。”
与此同时,这群“中青年”成立了三个组,一是领导小组,由各发起单位负责人担任；二是筹备组,三是论文组,组长是1951年出生的王小鲁。
临时办公地点在北京燕京饭店。他们几乎都是“知青”一代,身上有着“江湖”精神,不惜出力流汗。对收到的1300多篇论文,他们进行了七次评审,不徇私情、不讲关系、遵守程序,最终挑选出120余篇。
多年后,有成员回忆:“整整一个暑假没有回家,看了一个月的稿子。”
一位女士在山下哭:“我也是搞改革的呀”
1984年9月,翟新华从山东济宁印染厂出发,他是上莫干山者中的一员。9月1日下午乘公共汽车一路站到兖州,买不到当日去杭州的车票,他四处托人,好不容易才登上了凌晨两点的火车。
“车上人多得出奇。不要说没有座位,就是坐在地板上,连蹲下去的地方都没有。人贴着人,脚挪动一寸就要碰到别人。车窗都关着,又闷又热,加上挤,人们都很烦躁,时有争吵。火车过了徐州,又过了南京,本以为到上海会有座了,不料,常州、无锡、苏州过了,上海到了,仍没有座。一直站到杭州。从凌晨2点一直站到下午5点,15个小时,没有喝一口水,没有吃一个苹果,没有上一次厕所,同时大汗不止,口渴难忍。对我来说,这是历史最高水平,就是‘文革’大串联,也没有此景况!”
在交通基础设施极为落后的年代,不仅办会不易,即使很多受邀代表来开会也难。要不是看到这份记录,似乎那个时代的困境已经被淹没了。
办会者也很穷。当年会议的资金来源是“1980年代的众筹”。中央书记处农研室资助10000元；各发起单位资助1000至2000元不等,其支出项目主要是印制材料、会场、交通和伙食补贴等。筹备组给参加者寄出会议注意事项,写着:“会议代表差旅费、住宿费回本单位报销”,“由于住宿安排条件有限,请不要提前到达”。
“当时从未听到任何当事人口里吐出过一个难字,完全是众人拾柴,热气腾腾的感觉。”有参会者回忆。
但至今让人们记忆深刻的,是那些超越了贫穷的东西。
“一位女记者哭闹着要上山,周其仁死活不放。后来实在不行,让她上来一晚上,第二天必须离去。总之,非常严格。”有参会者多年后回忆。
黄江南则说,“一位民族学院的女士,在山下哭了好长时间,非要上来。阻挡她的人说,你不是发起单位的,又没有论文被选上,凭什么让你上?结果她说:‘我也是搞改革的啊!’挨不过她的执拗,就说让她上来呆一天就离开。结果她留了下来。”
黄江南记得,上山者中最高级别的干部是马宾,部级,“他的思想很解放,不是职务行为,是个人行为。”
中秋节晚上喝多了,他们唱到半夜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华生回忆,1984年莫干山会议主要讨论了七个议题,分别是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应从国营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起步、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的若干问题的建议等,其中关于价格改革的“放调结合”的思路(又称双轨制)最先被决策层接受和采纳,因而现在人们往往把莫干山会议和双轨制联系在一起。
但莫干山会议留给后人的远不只此。
在华生看来,虽然参会者都是因为论文被选上的,但是论文只是一块敲门砖。在会场上从头到尾,没见过谁写的什么论文,那时候印刷条件也差。
“到那儿之后,根本不管你写过什么东西,来了就是参与讨论,聚焦到需要解决的问题上来。”
挂牌讨论,是莫干山会议的一大发明,即任何人可以提议讨论某个问题,经过大会学术组认可,即可挂牌讨论。白天各个小组的会议都有议程,到了晚上,就挂出一个牌子,比如,今晚几点到几点价格组辩论什么问题,欢迎参加。这就不分组了,谁有兴趣都可以来。 (下转B03版)
1984年9月6日晚上,第一组宏观组的挂牌讨论达到高峰。据马小冈回忆:“我这个召集人不得不采取发言限时15分钟的规定,到点敲茶杯。其他组代表纷纷跑到我们组加入论战,挤了一百多人,许多人站着。我把茶杯几乎敲碎,都无法阻止激辩。”
《经济学周报》的马力对那个场景印象深刻:“人多的啊,连外屋都挤满了人。大家使劲吵,各种观点的人在争吵中做了修正,最后,谁都不是完全固守原来的观点”。
当时张维迎说着浓重的山西口音,让人听不懂,马力想,他能在会上发言吗?她就去问张维迎,张维迎告诉她,自己能行,“都答辩过了,还得了优呢。”
当年参会者李应堂说:“大家绞尽脑汁,常常讨论到深夜,很晚才休息。在讨论中是平等的,谁也不去压谁。”
9月10日中秋节晚上聚餐,理论组的青年们喝了很多酒,醉了,回到所住的小楼使劲儿侃,使劲唱,把能想到的歌全唱了一遍,一直唱到后半夜。
而在某次小范围夜谈中,王岐山讲了他最近去苏联的面面观。在上山的青年看来,这里简直就是一个“思想市场”,人们张着眼睛和耳朵,吸取、学习、思考。
开这么大一个全国性会议,讨论经济改革问题,极其引人注目。刚开始各个部门都在观风向,看是不是这伙年轻人回去后要挨批评。没想到,中央领导一反常态,不仅重视会议的成果,也开始重视这伙年轻人。黄江南说:“年轻人的思路比较活跃,虽然不够专业,但是比官员专业一点,给他们开阔了思路。”
莫干山会议开完没几天,参加者就完成了《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等多份专题报告,被中央高度重视并采纳。
张钢因为忙于筹备,几夜没睡,会议后期胃出血,9月13日由王小鲁和田源护送回京。不久,便做了胃切除手术。而这场会议对于朱嘉明来说简直是刻骨铭心。9月12日,他在杭州讨论报告,13日给浙江省委省政府作改革报告,这时接到“母亲病危”电报,当晚乘机回京。朱镕基也在同一架飞机上,彼此还有交谈。然而,他没赶上见母亲最后一面,从莫干山上给母亲寄的名信片成了他自己接收。
莫干山会议之前,青年人在社会舞台上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讲究论资排辈。莫干山会议之后,“中青年”成为被社会广泛承认的改革时代新名词。
在很多参会者看来,莫干山留下的历史遗产,绝不仅仅是曾经为改革献计献策,而是一种历史精神。“莫干山会议为青年学者们提供了一个没有思想禁锢的平台。他们把一个个历史课题抛向天空,再给以回答。”
本文参考了柳红著作《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常修泽著作《包容性改革论——中国新阶段全面改革的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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