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山三十年
2014年09月21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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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
张维迎
徐景安
华生
1984年9月10日,莫干山会议结束,120多名中青年学者从此下山,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30年后,著名经济学家常修泽教授把他们下山后的人生路分成四类:红、黄、绿和白。
“红道,就是从政了,比如王岐山、马凯和周小川；黄道呢,就是去经商,比较成功的有好几位,比如杜厦；绿道就是出国到海外发展；白道是搞学问研究,做得好的也有一批,比如张维迎、周其仁和王小鲁等。”
夜谈苏联的青年如今是中纪委书记
1984年,莫干山会议召开时,王岐山还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任职。在莫干山会议上,王岐山被分到第六组“农村组”,他们讨论的议题是如何判断农村改革和发展总体形势、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等。
1984年9月的莫干山非常潮湿,在一次小范围的夜谈中,王岐山向朋友们讲述了他最近去苏联的所见所感,那次,大家讨论得很激烈。
王岐山的出现是一粒定心丸。1984年,农村改革已有起色,城市改革举步维艰,在改革和保守势力胶着对峙的背景下,这次会议甫一出现便吸引了全国的目光,组织者必须谨言慎行。
王岐山和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劲夫的秘书孔丹出席,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某些中央领导的态度,组织者因此踏实了很多。上山者最高级别的干部是马宾,部级,据会议发起人之一黄江南回忆:“他的思想很解放,不是职务行为,是个人行为。”
1987年,39岁的王岐山成为农村政策研究室正局级研究员,并担任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1989年,他成为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后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纪委书记。
作为会议的支持者,1984年时任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兼区计委主任的马凯,也一直稳步前进,在2013年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下山一个月后,张劲夫的秘书孔丹进入光大集团任职,16年后进入中信集团,成为中信集团董事长。在两家带着“红色资本”印记的央企里担任要职,低调的行事风格让孔丹在公众眼中颇为神秘。
“白道”上走出幸福研究院院长
通过莫干山会议,诸多年轻人一举成名,此后成为中国学术、经济等诸多领域的中流砥柱。
参会者中年龄最小的张维迎只有24岁,中科院在读研究生华生用一篇关于商品市场的论文赢得了上山通行证。
物价改革是当年莫干山会议中讨论最激烈的话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莫干山会议的代名词。在讨论中,来自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的田源主张调和,是“调派”,而张维迎则主张一步或分步放开价格控制,是“放派”,大家吵得热火朝天,最后,华生中和两者提出了调放结合的思路,被中央接受。
就像主张彻底的物价改革一样,张维迎一直以改革者的姿态示人,他主张理论研究一定要彻底,不避实就虚,更不应该向现实妥协,因为妥协是政策的问题。
在1999年的一本著作介绍中,张维迎称自己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这引起了当年老友的不满,华生和徐景安纷纷撰文,表示价格双轨制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争论过后,张维迎继续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耕耘学术,2014年前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徐景安作为莫干山会议筹备组的副组长,当时在国家体改委宏观规划组任职。体改委有领导顾虑这个会是媒体与民间组织的,力劝徐景安不要参加,但徐景安执意参会,并在会后负责起草了拟向高层汇报的部分专题报告。
早在1987年,徐景安来到深圳,开始突进股份制改革和股票市场,首创了企业产权转让市场,主持设计了深圳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方案。
2004年,徐景安在《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中,最早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构想,并在2007年至2010年,主持起草了《21世纪幸福宣言》。日后,一脸和善的徐景安成为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和中国幸福社会促进会会长。
回国后“被逼”下海,娶了作协主席
莫干山会议之后,华生开始在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86年,33岁的华生被评为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同年,他提出了独立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的改革方案,并在一年后赴牛津大学学习,1991年至1995年,他应聘在剑桥大学研究和任教。
青年得志者鲜有一帆风顺。上世纪90年代,华生回国,发现原单位回不去了,“被逼”下海。改革开放30年大潮淹没了众多下海知识分子,幸运的是,华生没有,生活“挺风光”,还娶了中国作协主席铁凝。2012年,华生和铁凝联名捐给东南大学1100万元。随后传出了经济学家华生坐拥30亿的消息,华生予以否认,感叹“假话当道”。
华生说:“我们要头脑冷静,我们曾经有很多优秀的企业家,他们最后的失败都是由于在企业还发展很好的时候得意忘形。”拥有闯劲和斗志,却还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像极了在莫干山会议上,中和田源和张维迎“调”与“放”观点的华生。
同样选择出国深造的,还有莫干山会议的论文组组长王小鲁,他在莫干山会议当年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并在1986年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发展研究室主任。
1989年,王小鲁以访问学者身份前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留学八年。王小鲁于1993年回国,感慨良多,“1980年代进行改革时,我们心里都没谱,不知道改革能不能顺顺当当走通。1993年回国,发现这条路基本上走通了,市场经济的方向明确了。”1998年,王小鲁成为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如今,王小鲁已经成为著名经济学家。
还记得当年响彻山谷的大合唱吗
“‘红黄绿白’这四类人有一些共性。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经历过下乡插队,在基层锻炼过,对国家和民族有深厚的感情,也有改变这个国家面貌的理想和追求。这些人比较务实,思想也比较自由,有独立精神,束缚少。这也跟论文筛选机制有关,他们是从一千多篇论文提交者里选出来的一百多个人,已经把比较一般的略掉了。”常修泽回忆说。
在常修泽看来,下山者的成功发展,与中国改革进程互相影响,因为“时势造英雄和英雄造时势是相辅相成的”。
常修泽觉得,当年从莫干山上走下来的很多人都是实践者。“要把这个‘实践’理解为广义的‘实践’,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多个方面。”
也有几位当年的“中青年”,已经离开了人世。
2011年,张少杰、齐永贵相继离世。参加莫干山会议时,张少杰是中国社科院1982级研究生,齐永贵是五道口金融所的研究生。
在莫干山上,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白南风和张少杰一见如故,下山之后,张给白写信说:“你到我们这儿来,烟管够,侃大山。”
下了莫干山第二年,张少杰研究生毕业,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作为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成为企业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在张去世后,白南风作为张少杰儿子的义父,代亡友赴美参加干儿子毕业典礼。在一些当年的参会者看来,情谊背后是彼此价值观的认同,肝胆相照。上山与下山,冷与热,中心与边缘,对于这一代莫干山人习以为常。
2011年5月,在张少杰的追悼会上,和华生、张少杰一起支持物价“先改后调,改中有调”的高粱很动情,“少杰,还记得莫干山上彻夜讨论和响彻山谷的大合唱吗?”
那是9月10日中秋节晚上的聚餐,理论组的同伴喝高了,回到所住的小楼使劲侃、使劲唱,把能想到的歌曲全部唱了一遍,一直唱到后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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