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重生八零年代
许纪霖:我们被赋予“家国天下”的时代底色
2014年09月21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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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玮 实习生 董兴生
三十多年前,二十出头的许纪霖戴着白底红字的校徽招摇过市,路人眼光如同今时对宝马奔驰车主的艳羡。
那是十年浩劫刚刚过去的年代,这个国家裹挟着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再次启程,个人价值和欲望的轮廓初显,年轻人偷偷谈着恋爱,思想却空前开放。从莫干山会议到文化热潮,三十年已过,但独属八零年代的激情仍然让很多人记忆犹新。
“现在的年轻人感觉自己已经进入‘小时代’了,其实中国大时代的使命还没有完成,还需要八十年代的精神,来弥补这个小时代的不足。”如今已是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特聘教授的许纪霖先生,如此讲述八十年代的文化。
戴校徽出门就像今天开奔驰宝马
齐鲁晚报:作为八十年代文化的亲历者,您还记得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心态是怎样的?
许纪霖: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改革开放刚开始,所以在我看来八十年代是一种后革命时代。所谓后革命时代就是革命时代已经结束,但是人们还带着革命时代的风格,他们把改革也视为一场革命,这个改革是与西方接轨,对现代化充满浪漫的想象。
齐鲁晚报:他们很浪漫?
许纪霖:那时刚恢复高考,大学生非常少,我们每个人胸前都戴一枚白底红字的校徽,在路上走,简直比今天开宝马奔驰还要招人羡慕。
齐鲁晚报:知识分子又重新有了尊严,是吗?
许纪霖:从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就成为“臭老九”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当中。中国要搞经济,就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所以知识分子又重新出现在舞台上,成为历史的中心和社会的精英。当时整个社会都非常崇拜、尊敬知识分子,尊敬知识。那时邓小平推崇的人物是数学家、“白专道路”(只研究理论,不是为国家、党派、阶级利益服务)的典型陈景润,因为他代表了知识分子的专业精神。
齐鲁晚报:重新尊重知识分子的时代背景是怎样的?
许纪霖:文革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创伤,最大的问题就是忽视人,八十年代的核心问题就是“人的解放”,突然,人的价值、人的愿望和欲望都被释放出来。那时上海有个作家叫戴厚英,写了篇小说《人啊人》,其实这本书比较一般,但可能是书名起得好,很快就成了畅销书。
齐鲁晚报:确实跟今天有很大的不同。
许纪霖:那个时候个人生活非常单调,甚至还有点保守。大学生偷偷地谈恋爱,但是精神上非常开放,现在是倒过来了。
齐鲁晚报: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真的很有激情。
许纪霖:八十年代是一个非常激进的年代,有些像“五四”一样。
和圈内人谈物质太俗,只能和老婆谈
齐鲁晚报: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大体经历了哪些阶段?
许纪霖:八十年代有两场运动,第一场是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上半期,叫思想解放运动,领导者基本上是共产党内部的改革派,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里求解放,以此获取改革的资源和动力,但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这些资源不够了,大批的西方著作开始进入中国,比如《人的哲学》可以印到几万甚至十几万册。
齐鲁晚报:那时候,您是不是也整天盼着有新书出版?
许纪霖: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时候下了课赶紧往校园里的小书店跑,看看有什么新书。新书一上柜,没有几个小时就卖完了。每天就像等候情人一样,在书店等着买最新翻译出版或者重印的书。
齐鲁晚报:您觉得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有怎样的困惑?
许纪霖:实际上八十年代人生问题并不突出,但是已经开始了。我记得读大二的时候,有一场很重要的讨论,是中国青年杂志发起的,杂志刊发了一封化名为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文革结束后,原来那套革命的人生观被颠覆了,大家都要求个人解放,但个人解放到底是为革命还是为自己呢?这就产生了很大的困惑。
我到现在还记得,“潘晓”在一番思想斗争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通过这种方式,把集体的目标和个人的前途结合起来,这篇文章出来之后,我们大学生连续开了好几天会,激烈地争论。
齐鲁晚报:为什么当时的知识分子会对这些问题感兴趣?
许纪霖:当时农民是包产到户,为自己种田,工人也开始有了物质刺激,多劳多得了,知识分子也翻了身,这个时期和后来的改革不一样,有人得到有人失去,那时好像觉得大家都是改革的获利者,对改革的愿望也很强烈。
齐鲁晚报:那您觉得八十年代精神的灵魂或者核心是什么?
许纪霖: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阶层的物质生活还是很贫乏的,但是大家内心充满着理想主义,今天这个时代缺乏这种东西。
齐鲁晚报:人们吃饭、聚会的时候都在谈理想?
许纪霖:那个时候知识分子在一起吃饭聊天,谈的永远是国家大事,不像现在,谈的都是什么股票房子。八十年代物质不是不重要,但是不能在饭桌上谈,非常庸俗。和老婆谈可以,但是如果和圈子里的人谈这些玩意儿,你会给人感觉很庸俗,格调很低。
现在的“小时代”过于追求个人成功
齐鲁晚报:这段只谈理想的经历延续了多长时间?
许纪霖:90年代以后就不一样了。现在的学生有时候也很苦恼,比如就业、失业问题等等。那个时候,大学生虽然是天之骄子,但天之骄子也有毕业分配的问题,派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当时我们的心态一点也不焦虑,不是完全不考虑这个问题,而是没把这个问题看得这么重要。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当时这种豪气是有的。那时候很少有人讨论毕业以后怎么样,而现在的学生,从读大一开始就焦虑个人的前途,我觉得焦虑有点过头了。
齐鲁晚报:您觉得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许纪霖: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奠定了思想和生命的底色吧。当时我比较年轻,只有二十多岁,刚好是思想和人格的形成期。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包括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人生的底色基本上都是八十年代奠定的。
齐鲁晚报:这种底色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许纪霖:家国天下。就是把个人的命运和家国天下联系在一起,因此而激发出一种忧患意识和理想主义的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东西又和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是一脉相传的,但它们被赋予了现代的形式,这种东西到今天还在,这是一个不断的传统,虽然在80后90后眼里,已经慢慢淡了。
齐鲁晚报:您感觉八十年代有什么负面影响吗?
许纪霖:八十年代未必都是好的,它毕竟是后革命年代,也有很多负面的东西。对有些人来说,他们觉得自己真理在握,无法接受不同的意见。而且有太强的政治意识,过于追求宏大的话语。
齐鲁晚报:现在重提八十年代文化热,您觉得有意义吗?
许纪霖:重提八十年代,并不是说八十年代有多么好,而是它恰恰代表了一种我们今天比较缺乏的东西。整个社会转型还没有完成,现在的年轻人感觉自己已经进入“小时代”了。这个小时代用郭敬明的话说,就是追求个人的成功,但是中国明明还处于大时代,年轻人却只考虑“个人成功”,这是很大的误解和错位。大时代的使命还没有完成,还需要八十年代的精神,来弥补这个小时代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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