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红高粱》剧照。精灵古怪的周迅在剧中扮演九儿,与莫言原著中的人物相比,这个九儿有些邪性、有些霸道。
(资料片)
有人说,九儿的叛逆和腹黑,偏离了山东的传统；有人说,九儿的塑造,是鲁剧的突破。
不管怎样,市场需要九儿这样冲突强烈的人物,鲁剧也需要注入新的活力。但是家国情怀和恢弘的大格局是鲁剧的基础,怎么也不能丢了。
本报记者 陈玮 实习生 张俊其
总是老爷们,女人哪去了
《红高粱》火了。
它确实拥有“火”的各种元素:拥有诺贝尔文学奖光环的莫言,资深本土编剧赵冬苓,偶像、实力并重的导演、演员。未播先火,正如山东电视台一位负责《红高粱》品牌宣传的工作人员所说,鲁剧已经几十年没有这样的盛况了。
开篇剧集中,一群光着臂膀的汉子在酒坊酿酒,白色的背心被汗渍揉起来,端起一碗酒灌入口中。资深影视剧评论人“扒皮王”说,这就是鲁剧特有的东西,是他想看到的东西。
鲁剧似乎一直被打着这样的标签。
“爷们、汉子,就是鲁剧人物的固定符号。比如《闯关东》里的朱开山,憨厚、耿直,那是山东剧的特色。”编剧袁帅说。
“完美主义倾向。”山东艺术学院教师陈凌谈到鲁剧对人物的塑造时说,“鲁剧面孔是鲁剧的品牌效应,打着山东的标签。琼瑶剧、金庸剧,也都有一个代表性的面孔,而这个面孔是品牌塑造的。”
但是,这个品牌正渐渐成为鲁剧的“泥潭”。男主角的单一,消解着鲁剧的美学品格。“写实有余而写意不足。”有媒体评论,大丈夫、大题材、大手笔,成了鲁剧的三个固定标记。
“很多人对鲁剧的印象集中在男性身上,女性是一个短板。”袁帅说。
同时,鲁剧的题材多是宏大的时代主题,“比如改革、战争、城市发展,非常正统。”陈凌说,这“缺乏一种时尚元素”。
《红高粱》编剧赵冬苓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山东文以载道、以诗言志的传统对我们影响很大,就是现在让我写一个娱乐的作品,如果没有别的价值、抱负,我可能还接受不了。”
在《红高粱》中,赵冬苓却在有意改变。一袭红袄的九儿,占据了荧幕的主要位置。“我们转到女性九儿身上,因为她从她家到单家的整个社会关系是完整的。余占鳌落草为寇之后,背起生死弟兄四奎的娘躲到一个地方去,不可能再生活在原来的生活关系中,这样不利于我们展开一个故事,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物关系。”
袁帅说,将九儿作为主角,有意识地突破了鲁剧缺乏女性主角的短板。
“《红高粱》是有深远意义的创作。”山东电视台一位相关负责人评价道。作为鲁剧的突破,《红高粱》的价值不止于此,该剧文学顾问、山东省作协副主席李掖平说,这部电视剧添加了很多时尚元素,“电视剧的色调是非常张扬饱满、热气腾腾的红色,颜色非常绚丽明亮,与以往鲁剧多采用沉稳的灰黑为主色调形成了鲜明对比。”
然而,伴随着赞誉,争议也随之而来……
为什么偏偏是周迅?
情节的扩充,是为人诟病的一个方面。
在剧中,九儿与大嫂淑贤常有争斗,淑贤设计加害难产的九儿,而九儿当着众人面揭穿淑贤奸情。赵冬苓坦言,在创作中,吸收了《傲骨贤妻》和《甄嬛传》、《金枝欲孽》等宫斗戏的元素。
“《傲骨贤妻》从第三季开始特别好看,因为女主角不像原来那么正了,她开始耍心眼,开始卷入办公室政治,甚至恩将仇报。她开始像一个活生生的、充满烟火气的人了。”赵冬苓说,这为她编这部剧提供了镜鉴。
比如,“邪性”成了她对九儿的定位。“有些时候九儿是非常腹黑的,很狠的,比原著里邪性的东西更多。她在一开场就表现出她的不同一般了,她和男朋友张俊杰是青梅竹马,本来俩人准备私奔,但是家里人出卖了她,九儿以为是张俊杰出卖的,反过头来就要报仇。”
“小说中能融入电视剧的内容很少,我们现在用的就是电影中的素材还有恋儿,其他的有的只用了个名字,有几个土匪还是重起的名字。”赵冬苓说,不少桥段是她新添的,比如九儿帮着花脖子绑肉票,比如九儿、张俊杰和余占鳌的三角恋。
然而,对这样的修改,很多人不买账。作家肖复兴说,在改编的《红高粱》中,除了抗日的基本框架未变,九儿和善家大嫂的内斗、三角恋以及朱豪三都是新添的。很显然,内斗与三角恋并非抗日的必需,也非小说本来的精神。
“劫法场一段,九儿等一干人相互举伪证,理由不正当,想法不淳朴,是不真实的,甚至有些胡扯。”“扒皮王”说,九儿还对余占鳌大喊大叫,这跟他理解的山东文化也是不一样的。“同样是诠释九儿这样有个性的人物,巩俐是节制的,有内在的韧性和张力,而不是电视剧中的明目张胆,这偏离了山东本土的味道。”
而对于周迅古灵精怪的江南女子形象,很多人认为脱离了山东农村妇女的形象。“原著中,她身高一米六,体重60公斤,唇上有一层纤细绒毛,鲜嫩茂盛,十分充足——你能联想到周迅吗?”腾讯《大家》专栏作家说。
“扒皮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提出疑问:“山东的影星,比如张雨绮、王力可,都是典型的本土女人,为什么偏偏是她?”
“这当然要考虑到收视的需求。”对周迅的出演,李掖平有不同的评价。
市场是决定电视剧选角的一个重要元素。赵冬苓在接受采访时说,之所以塑造出个性鲜明、非常邪性的九儿,就是想得到更多年轻人的认同。如果塑造一个英模式的人物,可能就失去了年轻人的市场。“这两年我们也在慢慢改变,现在新媒体这么强势,如果你的作品只有传统媒体接受,新媒体不接受,就等于死了。”赵冬苓说。
“电视剧必然要和市场接轨,大众审美艺术没有曲高和寡的东西,《红高粱》是一个大胆的尝试。”陈凌说,如果说以前的鲁剧强调女人的可贵之处,现在则着重于可爱之处,九儿的腹黑、邪性,正是她可爱的地方,“这是趋势,并不是简单的迎合。”
作为山东土生土长的编剧,赵冬苓也承认,两年前写不出九儿,“我在写女性角色的时候,总是觉得女性寄托了观众对真善美的诉求,往往写得比较正——隐忍、善良、大气。”而改变,始于市场的需要。
小女人可以有,家国情怀不能丢
事实上,在塑造九儿这方面做出的尝试,是成功的。袁帅说,他母亲也在看《红高粱》,很喜欢九儿强悍、野性的风格。
“我们已经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正义与邪恶并存的气质,我觉得并不是把某一方面的特质表现得特别突出就一定是好的,最重要的是精气神儿像,比如生命的强悍、野性。”赵冬苓说,在电视剧中,最终的落脚点仍是爱国的情怀,仍然有鲁剧的影子。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教授在鲁剧创作研讨会上曾说过,鲁剧展现地域特质,但这种地域特质不是褊狭的地方文化,而是地域特性。
“电视剧或电影应该有一个固定的基因。鲁剧的基因就是家国情怀和大的时代格局,突然做家长里短、偶像型的剧,不一定做得好。”袁帅说,鲁剧比较正统,因为山东的文化传统就是这样的,所有编剧都要从这个地域固有的基因出发。
比如《北方有佳人》,袁帅认为,这部剧的女主角就是传统鲁剧的典型代表,纯洁、美丽、善良,遇到很多挫折,最后选择隐退。但社会、时代在发展,体现在创作中,女性也开始有主动性。“这种突破是需要的,比如山东女人也可以是小个子,可以多样化,但一定要保留着鲁剧的基因。”
《红高粱》仍然在热播,60集的剧集,更多大格局的东西还没有来得及展现。在市场化之下,有些东西仍然不可以丢掉。
“鲁剧基本的风格元素还是要坚守,如果和其他的剧都一样,就没有鲁剧生存的价值所在了。”李掖平说,即使搞那些婆婆妈妈、妯娌斗法,也要演绎平凡里的不平凡、朴素里的大气,这是要继续坚守的,而且要继续掘进。鲁剧擅长把宏大的国家政治史实演绎成平民百姓的日常故事,接地气,很真实,这是很大的优点,不能改变。
在袁帅看来,鲁剧的厚重、大格局以及主旋律的因素,坚守下来未必没有市场,只要把细节做透,把剧情打理精致,一样受欢迎。比如《闯关东》、《大染坊》,放在今天仍然是上乘之作。
对于鲁剧的发展,陈凌认为,在题材的选择上,还应该走出去。“比如《红高粱》,如果之前没有一部成功的电影,没有莫言的获奖,会不会想到把这部小说拍成电视剧呢?”
李掖平期待,鲁剧的题材能从农村逐渐向城市生活转移渗透,因为国家建设的整体方针是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进程,应该多关注一些都市题材或城乡接合部的、知识分子的题材。“齐鲁大地从来都不缺乏国家脊梁或栋梁式的知识分子以及思想家、哲人等人物谱系和民间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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