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的“莎士比亚”落地无声
孤独是所有
2014年12月21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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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送水工编剧康谦
深圳“打工诗人”许立志
不久前,辽宁锦州的送水工康谦赶到天津,领取了搞创作以来又一个“红本本”——中国电影剧本最高奖夏衍奖证书。短暂地露了一小脸之后,他又沉寂于搬运水桶的匆匆间。
几天后,深圳富士康的一栋楼上,工人许立志从17楼一跃而下,空留厚厚一摞让人唏嘘不已的诗歌。
相距几千里的悲喜剧,映照着底层打工者的文学之梦。他们用双手触摸着最现实的生活,却用文字刻画着孤独的灵魂。
宣泄的出口
“每当我打开窗户或者柴门/我都像一位死者/把棺材盖,缓缓推开。”
——许立志《出租屋》
2007年的某一天,去北京推销剧本的康谦,亲眼目睹了一场死亡。
一个年轻人从高高的楼顶飞跃而下,落到北三环坚硬的地面上。“他穿着一身西装,是个帅气的小伙。”康谦说,“跟我差不多年纪。”
回到出租屋,康谦一宿没睡,他从没见过死人,这是第一次。
康谦是辽宁省锦州市凌海自来水公司的一名送水工,今年32岁,高中毕业。他热爱写剧本,在2007年的时候,他已经写了七八年,却没有任何起色。那年初春,北京还飘着雪花,康谦从老家跑出来,想把剧本拿给自己崇拜的编导看看。但是没人能看上眼,于是他东奔西跑,四处碰壁。
第二年就是北京奥运会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刷遍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康谦蜗居在团结湖附近的地下室里,在黑暗中为自己的梦想寻找出路。
地下室只有两平米,放一张单人床就满了。康谦在这儿一直待到夏天。夏天的屋里没有风,一进门就喘不过气,让人窒息。每天早上,康谦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通风口晒晒阳光,不刷牙不洗脸,就站在那儿。“这一天又开始了,我还活着呢!”他想。然后,他回到地下室,疯狂地写,一天写一万字。
远在南方的许立志同样住过一间这样的出租屋,“十平米左右的空间,局促,潮湿,终年不见天日”。
许立志是深圳富士康工厂的一名工人,“白天为生活奔波,黑夜里睁着眼睛写诗”。他的诗写得很好,好到有人要为他出版诗集,还要为他拍纪录片。但是诗集和纪录片还没出来呢,他就从高楼上跳了下来。
不光康谦和许立志,很多底层打工者都在写诗、写小说、搞文学创作,他们来自煤矿,来自制衣厂,来自建筑工地。在陈想菊和男友冉乔峰经营的打工诗社里,进进出出的“文友”有几千人。
陈想菊经历过许多工厂的流水线,温州、福建、东莞、广州……她的青春在一条又一条流水线之间迁移。
在电子厂的封闭式车间里,两条流水线上,六十名工人挤在一起。她们穿着静电服,戴着口罩、头套,只露出两只眼睛。每个人都面目雷同,以编号来区分彼此,没人记得住她们的名字。
“孤独。”陈想菊回忆那时的感受,“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安慰你,写作成为宣泄的出口。”
在年复一年的枯燥乏味中,文字成为突围的唯一武器。
老井是安徽一个煤矿的工人,他每天沉入千米的地底深处挖煤,同时写诗,写“地平线以下的故事”,写了27年。他初次下井时,在800米深处休息,他把矿灯关上,感觉到“周围的黑暗像坦克一样碾压过来,浑身一点光都没有”。
这完全的黑暗,让他下定决心进行创作。
纸上还乡
“煤层中,像是发出了几声蛙鸣/放下镐,仔细听,却不见任何动静/我捡起一块矸石,扔过去/一如扔向童年的柳塘/但却在乌黑的煤壁上弹了回来/并没有溅起一地的月光。”
——老井《地心的蛙鸣》
在城镇化飞速发展的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涌入城市。他们悄无声息地融入一个个工厂、工地,在冰冷的机器间低下头,就此沉默。他们创造着新闻里的GDP数字,可是很少有人去书写他们。
于是,他们自己写。
富士康十三连跳被炒上社会新闻头条时,郭金牛写《纸上还乡》,写跳下来的少年,“划出一道直线,那么快,一道闪电”；写他们亲人的哀痛,“秋风,连夜吹动母亲的荻花”。许立志写他们的卑微,就像“一颗螺丝掉在地上……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机器的轰鸣,流水线的节奏,都被写进了诗。流水线上出来的诗人郑小琼写女工刘美丽,“十七岁的她,像简单的电子元件插进生活中的线路板间”；老井写煤矿里经历的一切,他写塌陷湖,写矿井,写大地深处的轰鸣,他把煤炭写成“掩埋的黑色炸药,怀揣着狼性和暴力的部族图腾”。
“人以群居,属于这个群体的人,会从中寻找到同感共鸣的东西——刚刚经历的,正在发生的。”陈想菊说。
2010年,农民工作家王子群写《临时夫妻》,写农民工聚少离多的夫妻生活,引起轰动。“年轻打工者的家庭、婚姻、社会关系,很多都被分裂了。”他说,“人和人之间的信任都没有了,工友很多,张三李四,但是人与人之间不信任,借个钱都很难。”
乡村的伦理关系在进入城市的那一刻土崩瓦解,打工的年轻人经历着精神上的蜕变。这其中的矛盾、纠结、内心深处的冲突,无人倾听,无处宣泄,他们都写到作品里去。“拿青春在都市里流浪,归宿不在这里。”陈想菊说,“成为城市人是一个很渺茫的想法,所以我让妈妈给我在老家留着房子。”可是,她根本不会种地。
郑小琼给故乡写了八首诗歌,叫《黄斛村记忆》,她的回忆里有“水中盛景、星光,早年的歌声”。可真实的现实是,乡村老去,而且沾染了现代工业的毒气。“如果城市的灯火太迷人”,郑小琼写道,“她不能再让那页户口簿幽禁成乡村的宫女/她浮动的肉体跟欲望,成为水泥,钢筋/筑路,建桥,成为从乡村到城市的梯子。”
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还乡,他们在钢铁与泥土的夹缝中编织自己的梦,用所能想到的最美好的语言。
刻骨铭心
“他背着满满的乡愁/徘徊于生活的十字路口/这疼痛,重于故乡连绵万里的青山/弓着腰,他遍地寻找/妈妈说的梦想。”
——许立志《梦想》
在情怀与宣泄之外,更多人希望通过写作改变命运。王子群写作成名后,很多农民工找到他,想要拜师学习写作技能,然后通过写作获得成功。
康谦最初的坚持,除了爱好外,还有一个特别现实的考虑,就是去县文化馆工作,可是人家给出的门槛是本科文凭。不过还有另一条路,就是能获得三个以上的国家奖项,可以破格录用。所以康谦铆足劲儿要拿奖。
对于康谦这样的底层写作者来说,学历是一个最难迈过的坎儿。
康谦还记得,几年前老家县城刚建立人才市场。他啥也不懂,以为有才华,有作品,就会有人欣赏,所以没看应聘要求就跑过去应聘文秘。用人单位要求提交简历,康谦从来不知道还有这玩意。他就找了张纸,写了个单子,写上自己在哪家媒体发表过文章,获得了哪些奖。他在单子的最后附上一句话:“给我一个机会,还您一份惊喜”——这是康谦在《青年文摘》上看到的故事,里面的年轻人也没有学历,用这句话感动了单位领导。
结果,周围的人哄堂大笑,负责招聘的领导也笑了:“你该上别处看看,这里是人才市场——那边的劳务市场不要文凭。”
对于这段经历,康谦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刻骨铭心。
这样的经历在他后来的日子里屡见不鲜。他去北京送剧本,专业编剧听说他高中毕业,不拿正眼看他。康谦走出大门,听到身后有个声音在笑:“瞧这个傻×,哪里来的。”他含泪离开,“真的有种想自杀的感觉。”
许立志是个内向的人,他做不到像康谦一样去闯荡,去折腾。他徘徊在城市的边缘,只鼓起勇气做过一件事,就是给深圳市中心书城投了一封自荐信,他想到里面工作,可以在书海里畅游。他在信里给书城的领导写道:“感谢您拨冗垂阅我的自荐信,使我离梦想又近了一步。”但是没人搭理他的梦想,他只是个高中生。
学历和出身禁锢着这群年轻人,或许许立志的才华堪比海子,但是在现实世界中,他凭借才华敲不开想进的门。
“我曾经问过自己,是不是梦想害了我。”康谦反问自己,“梦想的翅膀太沉重了,它飞不起来。”
梦醒了
“我在某个机台上打磨生活,涌动如潮汐的/未来,我收集着的爱,恨,青春,忧伤/正被流水线编排,装配,成为我无法捉摸的/过去,理想,未来。”
——郑小琼《安慰》
9月15日,康谦接到电话,让他去天津领取夏衍奖。此时的许立志已经在筹划自己的死亡。
他们的梦想,以不同的形式,落地有声。
康谦的获奖信息,一开始只被报纸一带而过,他的名字夹杂在众人的名字中。几个月后有记者发掘了他的故事,送水工编剧获奖的信息才传开来。
没有衣锦还乡,没有荣归故里。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后,康谦继续做着送水工的工作,暂时没想离开。
这不是他第一次获奖,康谦向记者展示他的获奖证书,摆了一地。“这是我这几年剧本获奖的证书和奖杯,但这对于我来说就是白纸一张,这些证书也没能敲开县文化馆的大门。”
这次获奖之后,他好像突然之间梦醒了,“以前活在童话中,现在活在现实中。”这次他顿悟了,“一个剧本好几年得一个奖,平均下来一个月也就千八百块钱,温饱都解决不了。”
康谦见过太多的例子了,他的文友大多有一把辛酸泪。“大家都希望有个方桌,有个安静的环境去创作。”康谦说,但是这点要求很难。有人因为埋头写书不赚钱,跟媳妇离婚了；有的不写了,结婚后去忙生意了。在他隔壁有个修鞋匠,卖过菜,当过清洁工,他用老树皮似的手,写了二十多年。后来他的一部作品卖了出去,拿到了一笔版权费。“但这很需要运气。”康谦说。
在许立志纵身一跃的时候,他早已看到了前辈们的道路。郑小琼、郭金牛,通过写诗跳出了工厂的流水线。可是这样的机会会落到他头上吗?他写着:“我想我还能坚持下去/我站着的时候想/坐着的时候也想/睡着了,我就用梦想”,可是“直到太阳挡住了月亮和星星”。
康谦说,他已经不再谈论进文化馆的愿望,向现实妥协让他过得更轻松。
这本该是一个励志故事,可结局并不振奋人心。
在采访的最后,康谦问,那位自杀的打工诗人叫什么名字?他还不知道许立志的故事。
后来,他去翻了许立志的报道,看了他的诗,也念了别人写的悼亡诗,说“真为他可惜”。他像七年前目睹跳楼事件的那天一样,一夜未眠。第二天他做了个决定,要把一个月的工资拿出来,捐给许立志的诗集。
“他先走了,我还活着,我能读懂他为什么要选择那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康谦说,“我还想对这个社会说一句话:不要等一个个许立志绝望地离开这个世界时,才发现他们的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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