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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同峰
还是淮海战役的时候,伯父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队伍开到费县时,伯父带着两个老乡开了小差,走了一天一夜才回到了家。伯父竟带回来一杆枪。由于主动离开了反动军队,并且献枪有功,伯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还成了大队的支部委员。
伯父分管大队的钱粮,兼做我们生产小队的总管。吃食堂时,伯父就掌勺分饭。几十个劳动力围在生产队食堂的大锅旁,伯父将高粱地瓜大豆做成的杂粮糊糊盛到每一个伸过来的黑碗瓦盆里。
有时也吃大米饭。所谓大米饭,也就是百分之八九十的地瓜掺上少量的大米。那年我4岁,哭闹着要吃大米饭。大娘对母亲说:驮着孩子问你大哥要去。过门五六年没跟伯父说过一句话的母亲背着我加入了领饭的队伍。到跟前了,母亲把碗伸了过去,我突然甜甜地叫了一声:“大爷!”伯父把眼一瞪:“回家等着!”母亲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怯怯地退了回来。我“哇”一声大哭起来。从此我见了伯父就害怕。
伯父是个严谨的人,该说的话,三言两语就说完了,不该说的,一句也不多说。
大队在庄西盘了座砖窑。半年多了,却连一块砖也没烧出来。“我去!”支委会上,伯父表了态,第二天就带着铺盖住进了窑场。“拓出一方砖坯,装进窑,给五分钱的奖励,烧出一窑好砖,每人加十工。”伯父在动员会上说,“不给上我家要。”
年底,大队盖的六间回青屋没用买一块砖,还收入了将近八百块钱的砖钱。在窑场上工的十三个劳力有九人成了大队的劳动模范,窑场这个最重最累的农活一下子成了人人想进的香饽饽。
“大哥,饭店看来得你去了。”书记是本家,管伯父叫大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各家有了红白喜事或者来个亲戚朋友什么的,都想弄两个菜打点酒撑个门面。书记瞅准了开饭店这个能为大队创收的副业。可是一连两年,不但没有创收,反而赔进去好多粮食。“行是行,就是窑场得另去人。”“窑场的事好办,现在窑场还有不想去的吗?”书记笑了。
“炸好的丸子衡好秤,蒸出的包子查出个,一天一盘账,卖剩的记上账。谁卖少了谁垫上。”伯父说完就揉面去了。
“大叔,捏个丸子。尝尝,尝尝。”“好,衡半斤,再来半斤酒,今晚我请客,包子尽饱吃”。伯父把钱递了过去。“算了算了”“该找找,算了你咋盘账。”
没过半年,饭店红火了,远近闻名。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春风吹遍了全国各地。伯父从支部退了下来,住进了自己在责任田里盖的看园小屋。
知识青年小金说能给大队买一辆拖拉机,可大队把所有的收入都收集起来,还差一千八百多块钱。“只有贷款了。”书记说。“我家还有点。”伯父说,“我回家看看。”“你那点小钱作什么用?”“是公家的。识字班交的帽子钱。”伯父的话刚一出口,所有的人都笑了。
原来,自从青年妇女识字班学会了编织草帽,可以不参加集体劳动,在家编草帽卖,交钱买工分。先是五分钱一工,后来又涨到了八分、一毛。这些零零碎碎的小钱非常费事,所以谁都不想管,就一直由伯父管着,谁交了,交了多少,全由伯父向计工员汇报。就是这样,一直也没有人问钱,也没有人找工。
伯父抱个大葫芦回到了大队部。“砰”的一声,葫芦头碎在了桌子上:“点点吧,都在里面,看看能有多少。”五个支部委员一直数到掌灯,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一千三百三十二块七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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