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萧默先生
2015年01月31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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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继东(出版人)
与萧默先生相识,是因为在网上读到《〈寻找家园〉以外的高尔泰》,记住了他的名字。后来和他是怎么联系上的,忘了,反正是我找到了他。
萧默(1937—2013)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建筑艺术研究所前所长,博导,曾在敦煌工作15年。主编过《中国建筑艺术史》,著有《敦煌建筑研究》《世界建筑艺术史》等书。他的专业,恰不是我所关注的,所以认识他很晚。
萧默先生本是一个建筑学专家,生命的最后时刻却游走在专业领域外,且念兹在兹。其子在给亲朋好友的讣闻中说:“在平时与父亲交谈时,我们问过他同意对自己的哪一种定位,如:‘一个奋斗过的人’、‘一个爱国者’、‘一个向往真理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不屈服的人’……他幽默地说,凭他‘久经考验’的直觉,‘不要说那么多’,‘一个隐士’或再加‘一位忧国者’,就足够了……”
几年前,我与葛剑雄、丁东主编《当代学人自述》,向他约稿。他回信说:“谢谢你!征稿信我看到了,做一点努力吧,看看能不能拿出比较像样一点的,但第一辑是赶不上了。”接着他说了自己的身体状况:“我的心衰症状在最近四个月已经不犯了,一年半以前开始的严重贫血在最近一个多月也已停止,血色素不断上升,基本正常了。但体重仍太轻,今后的任务是增加体重,恢复元气……”但最后他终于没能完成,而是给了一篇很长的记者访谈他的稿子。《当代学人自述》一二辑没收他的文章,直到他逝世后编的第三辑,我收了他《我与敦煌建筑研究》一文,但因故,第三辑至今还在出版过程中。
从萧默儿子发来的讣闻看,他走得很安详,没有痛苦,神志清醒,连讣闻都是他自己以子女口气写成的。他要子女不张贴讣告,不举行任何告别仪式,只由在京家人低调处理后事,事后再向单位报告；然后通过电邮向生前亲友发送简单讣闻。
他儿子曾对我说,父亲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我的。记得他让儿子拨通后,我首先问:“您老还好吗?”他说:“不好……你说来北京的,还不来就可能见不到了……”声音里带着几丝无奈与悲凉。我则极力劝他,说不会的,并要他保重。待我接到他儿子发来的讣闻,其实他已去世21天了。
萧默先生有两部书稿在我手里寻求出版,一部是《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另一部就是经他整理的雷光汉的《苏联逃亡记》。那时我还在一家媒体供职,只是客串做些图书策划,一时未有结果。《一叶一菩提》后来在别处出版了,他马上寄我一册,希望我能为此书写点文字,可恰好那一段我忙得稀里糊涂,书读完了,文章却没有写。后来他又精心做了修订,把此书修订版又郑重交给我。《苏联逃亡记》作者雷光汉系北大历史系毕业,年龄与他差不多。他们虽是湖南同乡,但一个北大,一个清华,相识却是在新疆——萧默清华毕业分配去了新疆,而雷光汉却是被打成“右派”流放去的。
雷光汉1957年因“散布”俄国曾侵占了中国许多地方等言论,以“反苏”的罪名戴上“右派”帽子。“文革”开始后,他很害怕,就逃到苏联哈萨克斯坦。但那时中苏交恶,又被送进集中营劳改,受了不少苦。雷光汉属于那种“痴情的爱国者”,拒绝到反华的东方研究院和莫斯科反华出版社工作,拒绝参加拍摄反华电影和为反华电台撰稿,甘愿作为一名“无国籍者”,在哈萨克斯坦当了一名普通工人。苏联解体后,雷光汉定居哈萨克斯坦,但始终保留着中国国籍。萧默和他重逢后,就劝他把这三十多年的经历写出来,但由于他几十年没使用汉语了,运用起来很不顺当,后来萧默又把他的回忆录细细编订了一次。假若没有萧默的努力,也许就没有这部回忆录。
萧默先生曾与高尔泰先生打过笔战。有朋友认为高尔泰说得可信,而萧默说得不可靠,理由是:高尔泰把过去的事写了就写了,不再去改它；而萧默总是改来改去的。其实我倒主张:对于他们共同经历的事,应该允许他们各自去说,因为历史的真相不是一个人能够还原的,无论高尔泰还是萧默,他们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叙述的。萧默是能写文章的,当我读到《〈寻找家园〉以外的高尔泰》时,眼前突然一亮。
萧默先生是个性情中人。他可能得罪过不少人,但就我看来,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不像有的墙头草,也不像有的两面光,他始终爱憎分明,坦坦荡荡。其生前我曾说一定去北京拜望他,但直到他去世也未能成行,很是遗憾。今年1月8日是他逝世两周年的忌日,为他编这样一本书,对他当然是一个最好的纪念。
(本文为《秋风吹不尽》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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