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李光耀亲赴机场迎接。 (资料片)
2008年,习近平会见李光耀,并获赠李光耀的自传。(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昱
照见信心: “你们能做得更好”
时光倒回上世纪70年代末,刚从噩梦中醒来的中国人举目四望,发现世界已然变了模样。第三次技术革命以及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经济体系,改变了世界的游戏规则,一些国家从废墟中崛起成为强国,另一些国家则在懵懂中掉了队。以华人族群为主的新加坡的成功,成为中国改革的一大信心来源。
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在李光耀的陪同下见证了新加坡的繁荣。在欢迎晚宴上,邓小平祝贺李光耀将新加坡建设成了一座花园城市。李光耀回忆说:“我回答说‘凡是我们能做到的,你们都能做得更好。邓小平没有回答我,他只是看着我,然后又继续吃饭。”
邓小平结束这次访问回国后,就力主在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中国至此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如果说李光耀在中国改革尚未发轫时那句“我们能做到的,你们都能做得更好”,给中国改革提供了最初的鼓励,那么在之后的改革历程中,每当世界上出现“看空”中国的声音时,李光耀对于中国改革的理解和肯定,就体现出另一份难能可贵。
李光耀曾会见过五代中国领导人,并与他们保持着良好关系。据统计,李光耀自1976年首次访问中国至今的39年间,共访华33次,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光耀对邓小平很推崇,称赞邓小平是一个伟人,意志坚强,灵活务实,说话算话。而对习近平,他则评价为“应该属于纳尔逊·曼德拉级别的人物”,有“钢铁般的意志”。
2013年,李光耀出版了《李光耀观天下》一书。在书中,他对中国的改革进行了如下的评价:“5000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只有中央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中央软弱则意味着混乱和动荡。每个中国人都理解这一点,这也是中国人的根本原则。西方一些人希望中国变成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这不会发生。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巨大国家,文化和历史都与西方不同,中国有自己的方式。”
照见路径:“向新加坡学习”
新加坡的成功与肯定,不仅为改革中的中国提供了“做得更好”的自信,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份自信提供了实现的路径。
一般认为,中国真正开始系统地向新加坡学习管理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直接提出中国发展应“向新加坡学习”。此后,中国开始大量向新加坡派遣人员进行考察和学习,从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司法、金融、社会保障、城市规划等多个方面,学习借鉴新加坡的经验。
从1992年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开办了针对中国领导干部的短期培训班,讲授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经验。1994年,中国-新加坡合作苏州工业园区项目启动。从1998年起,南洋理工大学开设经济管理硕士课程,为中国培养中高级经济管理人才；从2004年起,又开设公共管理硕士课程。到2008年,中国已有4000多名领导干部到新加坡学习。
中国之所以潜心向新加坡系统地学习改革经验,除了两国之间存在着血脉相通的文化渊源,以及新加坡政治体制与中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新加坡的发展解答了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会面临的矛盾,即发展与秩序的关系。新加坡在高度稳定的同时维持高速发展,无疑成了一个罕见的特例,其成功就得益于制度创新。
无论是政治制度、政党建设,还是招商引资、城市建设、社会管理等,新加坡都有很多独到之处。其做法既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不同于东方国家,是独特的新加坡经验,而事实证明,这些经验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正是由于这个改革模本的存在,中国在改革的路上多了一个参照。
照见启示:“不随着别人的音乐起舞”
中国今天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速度,在西方世界眼中是个“异数”。而时光倒回30年前,新加坡也曾是个“异数”。它的发展没有尊崇西方民主国家的发展思路:一方面它相信威权主义、没有照搬西方制度；另一方面新加坡又从一个贫穷的前殖民地,成长为举世闻名的花园国家。这样一个没有遵从西方制度却又富足稳定的国家,的确是对西方发展理论的一个反诘。
这与李光耀为新加坡做出的选择不无关系。作为一个出身“海峡华人”、自小受到正统英式教育的“香蕉人”,李光耀对西方的体制无比熟悉。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曾写道,“哈里·李(李光耀的英文名),用一个英国内阁成员的话说,是‘苏伊士运河以东最棒的英国人’”。然而,新加坡立国后,李光耀却抛弃了他熟悉的这种体制。李光耀曾为新加坡独立后选择的体制辩护说,“如果我们不曾以西方的优点作为自己的指导,我们就不可能摆脱落后,我们的经济和其他各方面迄今会处于落后状态。但我们不想要西方的一切。”
李光耀为何“不想要西方的一切”,其原因也许是其基因里华人所固有的“务实精神”。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们不是理论家,不会搞理论崇拜。我们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问题,人们要找工作、要挣钱、要买食物、要买衣服、要买房、要抚养孩子……我们可能读到过什么理论,也许半信半疑,但我们要保持现实、务实的头脑,不要被理论束缚和限制住。如果一个方案行得通,我们就实施,这样才有了新加坡今天的经济。”
李光耀带给新加坡的最大财富,是彻头彻尾的形象改变、基石重塑和法制根基。这些既带给新加坡人富足的生活,也将成为新加坡进一步改革的基石。用李光耀自己的话来说:“我来这里,不是为了随着别人的音乐起舞,我要对好几百万人的生活负责。”奉行独立、自主、务实、不盲目迷信理论,这是李光耀毕生所致力的“道”之所在,也是他能带给中国的最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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