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德比郡的一处墓园中,有这样一篇铭文:“这儿躺着钟表匠汤姆斯的壳,他将回到造物者手中,彻底清洗修复后,上好发条,行走在另一个世界。” (资料片)
我们不少人小时候都背过大文豪韩愈的文章,但你想过他的作品大多是墓志铭吗?甚至在古代,凭借写墓志铭就能冲进当时的作家富豪榜。
墓志铭,也是一种别样的文化。
本报记者 徐瀚云
曹操禁碑令
造就了墓志铭
在中国,墓志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但墓志铭的本意和今天大众的普遍理解其实大相径庭。
简单地说,放入墓中刻有死者生平的石刻叫做“墓志”,多用散文书写,叙述死者姓氏名谁,家世如何以及生平事迹；而“铭”则是韵文,韵文里面大有讲究,最好要找当时的名人来写,而且还得写得漂亮,把死者一顿猛夸,而死者的家人一般要为这篇埋在土里的文章付出不少“谀墓金”。
墓中放置墓志铭的风俗持续到民国年间,如今的墓葬风俗早已转变,人们所知所见的古人墓志铭和现代所说的墓志铭也完全是两码事了。
要说墓志铭制作起来也不容易,一篇好好的文章刻成石碑立在地上供人凭吊多好,为何非得埋在墓里?
这就先得说说汉代很有特色的官员选拔制度——“察举制”,察举制中最重要的一科叫做孝廉科,地方官员可以推举“孝廉”入朝做官,这是当时人们步入仕途的一条重要途径,因此不少人为追求“孝道”简直有点走火入魔。
桓帝时有个叫赵宣的人,其双亲死后,住在墓道中守孝二十余年,乡里认为其至孝并将他推荐给太守。可他出乡时大家发现,他服孝期间在墓道中生有五子,说在墓道里生活了二十余年,不过是为了骗取“孝”的名声罢了。
碑在东汉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记录死者的事迹,其次是为死者歌功颂德。很多人为了宣扬先辈的功德不惜倾家荡产,使劲修建大型墓室,立石碑。
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汉代人立的石碑到处都是,像树林一样,可见汉代人立碑的热度太高了。
这时候的碑文出现虚谀的风气,把先人夸得天花乱坠,人们互相攀比,以体现自己的“孝”,甚至有些几岁便夭折的小孩,碑文中也将其塑造成不世出的神童。
这种攀比对于家境一般的人家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人们不禁感慨,原来死不起这事儿从古代就有了。
建安十年,也就是公元205年,曹操深感汉代立碑之盛祸国殃民,于是下了一道禁碑令,要求坟墓“不封不树”,地面不留痕迹。
地面不立碑,不留封土,还有一些现实意义上的考虑。东汉末年,大汉王朝被黄巾军起义闹得风雨飘摇,为了筹措军费,大家都没少干掘墓的勾当。
曹操虽然禁止立碑,但不妨碍他成为当时最专业的盗墓贼,看过《盗墓笔记》的人肯定对“摸金校尉”十分熟悉,曹操军中还有“发丘中郎将”等职务,专门负责盗墓。曹操虽贵为大汉丞相,但盗大汉皇帝及宗室的墓可一点都不手软,被曹操盗过的最著名陵墓是芒砀山王墓,这里是汉梁孝王刘武和李王后的陵墓。
种种原因使得人们无法在地面上立碑,可这立碑的惯性还在延续,地面上不让有,那我就干脆埋进坟墓里得了,这可就不犯法了吧。所以最早的墓志都是碑的样子,基本上和汉碑形制是一样的,只是墓志比较小,没有汉碑上的小圆孔“穿”。
一篇墓志铭换得
一匹宝马一条白玉带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苏轼曾用这样一段话颂扬被后人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说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使从东汉到隋已经衰败了八代的文风重又振作起来。
韩愈倡导古文创作,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章,而他存留于世的古文中,绝大多数是墓志铭。
自东汉至唐,墓志铭一直属于世俗应酬文字,不管是平头百姓还是身着紫衣的官员,都可以有自己的墓志铭,到了唐朝,朝廷才对墓志铭的等级和形制做了严格规定。一般来说,只有官员和有钱的人才会为坟墓中的一块石头花费心思,普通老百姓哪有这样的闲钱啊。
唐宋时期,对于有钱有权的人家,如果重要的亲人去世,却找不到有名的人来写墓志铭,那简直是莫大的耻辱。而且,墓志铭内容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墓志铭开头先不说死者,而是讲死者儿子的现状以宣扬家世,然后是子孙功绩,而后才是死者,最后再写铭,即韵语,墓志铭由纪念死者变为生者夸耀自己门庭的手段。
写墓志铭的人,通常是死者的同僚或者同年,要么就是名流或者专门从事写墓志铭的人。钱穆先生认为,从写作动机来看,一些写作者是为了获得润笔费,也就是“谀墓金”。在唐宋时期,支付和收受谀墓金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情,就和现在的稿费差不多。韩愈是唐朝著名的墓志铭作家,他的墓志体创作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结合他的才气、名气与地位,当时别人给韩愈的谀墓金也是相当高。刘禹锡在纪念韩愈的悼文里,说韩愈写的墓志铭是“一字之价,辇金如山”。韩愈写《王用碑》后,王用的儿子送给韩愈一匹带鞍的宝马和一条白玉带作为润笔费,韩愈那点微薄俸禄此时就显得太寒酸了。
给熟悉的人写墓志铭或许还能客观一些,给不熟悉的人写墓志铭,作者对死者的了解几乎全来自死者家属的描述,难免产生谀墓之风。这风气从东汉便有,后来越变越坏,过分拔高、溢美之词泛滥成灾。
韩愈名气大,不但文笔好,还不吝用溢美之词,更重要的是他这么大名气还肯给别人写,于是许多达官贵人都愿意请韩愈执笔,韩愈也当之无愧地戴上了一顶“谀墓”帽子。
有一名叫刘叉的读书人曾经在韩愈家呆过一阵子,时间长了,刘叉看不惯韩愈写墓志铭吹捧那些过世的人,便从韩愈桌上的罐子里拿走不少钱,还理直气壮:韩愈你吹捧死人挣的这些钱,几乎可以算是不义之财,就让我拿去花了吧,你也不用来找我讨要这些钱,我觉得自己拿得还不算多呢。
唐文宗时,撰写墓志铭一度成为长安文人的一个职业,同行之间竞争还很激烈。每当有大官去世,其门前必定挤满争写墓志铭的家伙,吵吵嚷嚷像赶集似的。为了及时获取情报,他们还在棺材铺注了册,一有人去世,棺材铺就赶紧通知他们,以便文人们早先一步抢到墓志铭的撰写权。
五代奸商,君有憾乎
墓志作为一种私人化的文体,往往由亡者子孙、亲友主导撰写,其对逝者功业的叙述难免夸大,“称美而不称恶”,亡者生平种种不便言说之处,则需极力讳饰,这便是所谓的“曲笔”。
到了清朝,润笔费是清朝官员的重要收入之一,写墓志铭收润笔费的风气仍有延续。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因兴办汉阳铁厂资金紧张,恨不得一个银元掰成两半花。恰好此时有个奸商求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作一篇墓志铭,开出五千两的价码。张之洞一听,眼睛都直了,“一个墓志铭竟然能值五千两银子!”
“难道我辜汤生的学问,就是为他写墓志铭的吗?”辜鸿铭老大不乐意,表示自己绝不会为一个为富不仁的家伙写墓志铭。张之洞却毫不在意,拿起笔,问辜鸿铭:“此人何名何业?”
“郭庆,字怀之,其家五世奸商,除了捐过点银子求个功名,就没干过什么好事。”
“那就够了。”说着张之洞行云流水地写道:“经商历五世,君在日,常引以为憾者,家产万贯,无有功名,竟至怏怏而终。男,经元,出于至孝,捐万金,但求君,闻达乡梓耳。余感之,遂命笔,铭曰:君有憾乎,君无憾矣。”
寥寥数行,奸商的形象不见了,一个乡间至孝、求官不得、为人豁达的商人形象跃然纸上。辜鸿铭感慨:“妙笔生花,给个奸商,白白糟蹋。”
张之洞则叹道:“咱得弄钱啊,算上名讳,整整八十个字,一字千金,让他给我拿八万两银子来。”这笔钱后来流入了汉阳铁厂。
民国以后,墓志铭中的虚谀之词逐渐褪去,一些含有自省、愧疚以及生前愿望不得施展的遗憾之语,也开始进入墓志铭的行列。甚至,民国时代的一些文人选择自己给自己预写墓志铭。
读读那些 著名的墓志铭
本报记者 徐瀚云
现如今大多墓碑文和墓志铭已然不分,许多名人在生前写下自己的墓志铭,或者做最后的自省、总结,或者想在死后与生者进行一场遥远而且漫长的最后沟通。
著名爱尔兰诗人叶芝埋葬在他的故乡斯莱果郡,他的墓碑上除了名字和生卒年月,只刻着他晚年作品《本布尔宾山下》的最后一句: “Cast a cold Eye. On Life, on Death. Horseman, pass by.”翻译过来便是:“冷眼一瞥/生与死/骑者/且前行。”
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先生撰的墓志铭云:“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莎士比亚:看在耶稣的份上,好朋友,切勿挖掘这黄土下的灵柩;让我安息者将得到上帝的祝福,迁我尸骨者定遭亡灵诅咒。
冯玉祥: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讲阔。只求为民,只求为国。旧志不懈,守诚守拙。此志不移,誓死抗倭。尽心尽力,我写我说,咬紧牙关,我便是我,努力努力,一点不错。
有对夫妻为出生三周便夭折的孩子写道:墓碑下是我们的小宝贝,他既不哭也不闹,只活了二十一天,花掉了我们四十块钱。他来到这个世上,四处看了看,不太满意,就回去了。
而当代中国最著名的墓志铭,莫过于启功先生66岁时为自己撰写的: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脸微圆,皮欠厚。妻子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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