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题者的脑袋装的是什么?
2015年06月14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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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科举考试场景。(资料片)
但玩笑归玩笑,在“肉豆”、“写信”背后,你真的理解出题者的意图吗?你真的明白其背后蕴含的改革深意吗?其实,每个考题,都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只不过这几年想着从应试教育转型,考题也变得奇葩和沉重了。
本报记者 陈玮
出题者与考生玩起了侦探游戏
高考当天,不出意料,网上对作文题目一片波涛汹涌的吐槽声。山东卷的“肉豆”,安徽卷的“蝴蝶”,全国卷的“写信”,甚至“举报父亲开车打电话”的女儿,都受到了口诛笔伐。著名编剧、教育学家、文化学者们一拥而上,不约而同地加入到这场讨伐战中。
其实,每年高考成为靶子的不仅仅是作文题,顶着“让无数考生闻风丧胆”头号的数学帝葛军,也再一次被挖出来接受批斗。不过葛军大呼冤枉,“命题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啊!”
确实如此。“高考命题,采取的是组长负责制。”广州新东方学校语文高级教研员、长期研究高考语文的莫彦聪说,“每个省的教育考试院会选拔大学教授、教研专家和中学资深老师参与命题,其中大学教授占大多数,考题是共同商议的结果。”
曾给2008年高考化学卷命题的某位教授透露,教师在考试前一个半月就被隔离,分科目出题,每组有命题组长,然后共同讨论出题,由命题组长统筹。首份试卷“出炉”后,命题组长将试卷交给检查组,检查组通过后上交省教育考试院,按照考试重点做最后定夺,然后命题组和检查组出另一份试卷,再上交省教育考试院。
而高考作文题有着基本的要求。莫彦聪透露,首先题目不能造成大众的排斥。比如某年高考作文题为“时尚”,被指对于农村学子来说不公平。而今年山东卷的“肉豆”,因为同样原因,受到城市学生的讨伐。
“同时,作为考查学生综合能力的作文题目,既要让学生容易理解,还要让学生有发挥空间,这样才能‘分层’考查出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内涵。”莫彦聪说,就像一份普通试卷,很难或很简单,都无法区分学生的水平,而没有正确答案的作文题,更是如此。“不能套作。”济南第十三中学的一位语文老师说,如果学生可以把程式化的作文直接套用在作文题上,那么这个题目就是失败的。
所以,带有价值取向的作文题是出题者要避免的。比如2002年的高考作文题“心灵的选择”,设想自己在雪山遇到一个快要冻僵的人,是背他出去,还是自己一个人走出去。其实考生没有选择,因为只有一个答案,你要是自己跑了只怕要被大学扫地出门了。于是考生们只能选择去迎合主流价值观,而掩藏自己的真实想法。
在这个意义上,出题者与考生之间,就像是侦探游戏。出题者在不断留下线索的同时,也不停地在掩盖线索,而考生就像是侦探,从字里行间发现出题者的真实目的。而作文题成为出题者最难完成的一种掩饰,既想蕴藏各种深意,又不想被发现,在这种情况下,作文题目被越来越多地诟病为“故弄玄虚”。
想要什么人才,我就考什么
不过,在科举历史上,考题承担的不仅是出题者的意志,也是社会的意愿。
当觉察到满朝文武都是一帮“官二代”的时候,隋炀帝深深地为自己的统治地位担忧,于是就有了科举制度,让没有后台的草根们有了一次逆袭的机会。
唐朝逐渐建立起粗线条的科举考试制度,分秀才科、进士科、明经科、明算、明书、明法等科目。经学诗赋算数一箩筐,不管用着用不着,先把各方面人才网罗过来再说。那时候的科举制度还在摸索中,不知道什么方式选人得当,所以尽可能多设置科目,生怕漏掉任何一匹千里马。
随着政治体制成熟,皇帝们觉得儒学的教化作用应摆在突出的位置上,所以,与经书有关的进士科和明经科就在大浪淘沙中保存了下来。进士科重诗赋,明经科则重背诵。
但皇帝发现,善于琢磨主考官意图的考生们,出现了背诵现成范文的弊病,于是干脆在进士科中加了杂文两道,专门考查考生的诗赋水平。因为诗文是人情之表现,而人情又反映人性,所以以诗文作为考试内容,不仅能测试出考生的才华,还能反映出该考生的基本道德。
到了宋代,变法者王安石发现,通过华丽的辞藻把皇帝哄得团团转而取得功名的人,对于国家发展实在没有太大用处,于是他实行变法,以经义取士。这意味着考生们首先要把经书活学活用到国家治理上。不过王安石没想到,这个决定,让文艺青年一下子变成了满口“之乎者也”的老学究,一直到了清朝,这个状况也没有得到改善。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深感科举的重要性,一上台就开科取士。但是又对自己的统治产生了忧患意识,所以要限制士人们的思想自由,而考题就成为禁锢考生思想的有力武器。考生们在作答时,不能引用秦汉以后的事,不准说自己的思想,只准鹦鹉学舌重复古圣贤的观点,用古人的语气,大唱“天王圣明”的赞歌。于是老学究们变成了大唱红歌的热血青年。
而出题人也很为难,因为题目被指定在“四书五经”范围内。为了出其不意,考官会挖空心思,出所谓的“截答题”刁难。比如儒家经典《中庸》中有“及其广大,草木生之”一句,考官前面去掉“及其广”,后面去掉“木生之”,仅以中间本不相连的“大草”二字为题,让考生实在摸不着头脑。
到清朝末年,闭关锁国的大门打开,代表封建统治者意志的科举也遭到抨击。于是科举迎合环境,出了类似“师夷长技的重要性”,以及“法国拿破仑与我国项羽的比较”等试题,以此来促进与近现代教育的接轨。
不过奇葩的考题造就了奇葩的答案。有一位考生开篇直接破题:“夫项羽力能拔山,岂一破轮而不能拿夫?”全篇论证了项羽拿破轮是大材小用,表达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思想感情。
思想没有正确的答案
以考试来迎合国家需要,时至今日依然存在着。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分析今年高考作文题时发现,作文题更强调思辨和表达,不再那么与时政紧密结合,这是在朝作文本质回归。语文作文不是时政题,也不是科技题、历史题,应该注重学生的思想和表达。不少省份明确提出不得“套作”,材料作文是由学生自行命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学生写出自己内心所想。
莫彦聪说,目前的试题正在渐渐脱离应试的樊笼,“比如很多主观题,以前是按要点给分,这意味着你只要写出要点即可,其他就算胡说八道也会给分。而最近几年,主观题有了逻辑分数,这使得在教学中注重逻辑性,而不是单纯罗列知识点。”
“这与目前国家的需要有关。”莫彦聪说,如今经济发展处于转型期,单纯依靠劳动力优势和人口红利,很难适应经济腾飞的现状。“教育要有十年的前瞻性,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增加附加值,强调原创性,所以现在格外重视考生的综合能力,因为这才是国家未来需要的人才。”
而应试教育只适应工业文明初期,有基础知识即可找到好工作。但现在,国家需要的是精英人才。莫彦聪说,“所以要用命题倒逼教育改革。”
但相对自由的命题,依然被考生吐槽:绕来绕去的材料看不明白,不知道出题者想要什么答案。多年来习惯了回答对还是错的考生,似乎不知道,很多时候并没有正确答案,只需要自己的思想。
脱离应试教育的试题,给予考生同时也给予出题者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今年的高考作文题中,出现了不少败笔:比如带有常识性错误的安徽卷“蝴蝶翅膀有颜色”、用童话故事命题的湖南卷等。 莫彦聪说,比如全国卷作文命题“写信”,可能会伤害很多注重人文素养教育的高中老师,因为这样的考题不需要大量的阅读量、语文能力以及人文素养。
“不管对于学生还是老师,综合能力的考验,都是挑战,也是阵痛。”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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