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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云霞
上小学的时候,每到割麦季节,学校里都会放假,叫麦假。
麦子还未熟的时候,父亲就把镰刀拿出来,在晚上把松动的刀把固定好,然后找出磨刀石。煤油灯下,他骑坐在长凳上,两手握着镰刀的两头,弯腰磨起来。磨几下,用手往磨刀石上撩一次水,最后,用大拇指在刀刃上刮一下,试试是否锋利。煤油灯把他的影子照得很大,那阴影几乎占据了整个墙面。
割麦的早晨,天还未亮我就被母亲喊起来,跟着父亲去地里。一路上,我一只手抱着镰刀,另一只手揉着惺忪的眼睛,迷迷糊糊地跟着父亲。可是一到地头,看着那片金灿灿的麦田,听着麦浪刷刷的声响,我的瞌睡、迷糊都没了,代之以无尽的兴奋和喜悦,等不及父亲抽完一袋烟,我便开始弯腰割起来。
父亲看我已经开始了,抬起脚,把手里的烟袋锅子往鞋底上磕磕,放在一边,又往手里吐口吐沫,搓一下,拿起那把大大的镰刀弯下腰开始割麦。我一般是揽着两行割开去,父亲是能揽多少就揽多少。只见他右手挥舞着那把弯月形镰刀,左手揽着一大把麦子,镰刀在贴近地面的地方往怀里一拉,眨眼工夫,一小片麦子瞬间倒地,整整齐齐。不一会儿,他的身后就有一大片麦子倒在地上。即便如此,我的速度也比他快好多。
来回割上那么两三趟,我就累得不行了,腰疼,手也疼,胳膊上还被麦芒划出一道一道血印子,生疼。太阳升得很快,像个大火球,向地面喷着热气。我刚开始的那股兴奋劲也没了一大半。我故意磨蹭,等父亲赶上我,我再跟他并排着割。常常是父亲的镰刀伸到我这边来,替我割一行去。有时父亲看我实在累了,就对我说:去地头喝口水,歇歇吧。我如大赦般扔下镰刀,雀跃着奔到地头,跑来跑去挑地边上还没有完全成熟的麦子,用手搓着吃。父亲依旧刷刷地割着麦子,不抬头,也不停留,只偶尔用脖子上的毛巾擦擦脸上的汗。在他那年轻强壮的身体内,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
我玩够了,也吃够了,估摸着母亲该来送饭了,就又赶过去跟父亲割麦子。
每次,母亲送来的早饭都会是窝窝头和咸菜,还有粥。遇到条件稍微好点的年景,会在窝窝头里加点豆子面。父亲见我噘起嘴,不情愿地拿起窝窝头,就端着大海碗一边呼噜呼噜地喝粥,一边说:再等几天,麦子下来了,咱就可以吃白面馍馍了。我嘴里含着窝窝头,急忙问:我们以前总是只吃几天白馍馍,那今年的麦子我们能吃多长时间啊?能吃到过年吗?父亲看看母亲,又扭头看看地里的麦子,嗫嚅着说:够呛!
看着成熟的麦子,父亲从来都没有坚定地对我说过:能。那些年对白面馍馍的渴望和现在吃腻了的白馒头,经常在我脑子里来回转换。更难忘的是,与父母,与故乡,那种相亲相依的童年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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