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媒体报道,王岐山、林毅夫都曾是杜润生的门生,甚至习近平也曾向他请教过农业问题。
杜润生,原名杜德,是中国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1981年,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起草的“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确立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结束了对“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据媒体报道,曾长期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过的王岐山、陈锡文、杜鹰、林毅夫、周其仁、温铁军等都聆听过杜润生的教诲。
曾被毛泽东批为“小脚女人”
杜润生的一生,都与中国的农业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1913年7月18日,杜润生出生于山西太谷阳邑村。1932年10月,他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193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后,杜润生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南局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领导中南地区土改工作。他提出分阶段土改的主张,即先普遍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建好农会,再转入分配土地,并提倡下乡参加土改的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获得毛泽东肯定。
此后在邓子恢的领导下,他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提出了从农民小生产的特点出发,稳步推进的农村经济意见。
但随着农村建立合作社发展势头的盲目激进,俩人受到了毛泽东一次又一次严厉的批评。1955年,毛泽东在合作化问题报告中不点名批评了中央农工部领导“像一个小脚女人”。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和杜润生受到更严厉的批评。
力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9年,杜润生出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4年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并一直担任到1989年后这两个机构被撤销。
改革前20多年中,中国农村推行的集体经济制度,基本上仿效苏联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一度曾使国民经济跌入崩溃的边缘。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生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构想。后来,这个建言得到时任副总理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也终于发话表示赞同。在另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
但后来,很多人对包产到户的提法心存忧虑,不愿意明确支持。杜润生、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杜润生巧妙地改写文件,最终形成后来著名的75号文件。文件提出,在那些“三靠”地区,应当允许搞“包产到户”。
一年后的冬天,也就是1981年冬天,杜润生所在的中央农研室根据中央精神起草了一锤定音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王岐山曾是他的门生
在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路上,杜润生的思想、方法、人格魅力和工作指向,吸引和聚合了许多有抱负的年轻人。多年之后,这些年轻人在中国改革之路上留下了诸多“脚印”。
曾长期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过的陈锡文、杜鹰、林毅夫、周其仁、翁永曦、王小强、张木生、温铁军等自不必说,1982年,刘源到河南新乡当副县长、翁永曦到安徽凤阳挂职,都面临着农业、农村、农民诸多现实问题的困扰,也都得到过杜老热情耐心的指点和帮助。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鹤,当年到美国留学,也是杜老写的推荐信。
当年他们工作的西皇城根南街九号院,也因为出台诸多影响巨大的改革措施而闻名于外。在那个神秘、简朴的院子里,年轻人毫无顾忌地施展着他们的才能,甚至在不自觉中已经将自己的意见直达高层。回忆起早年的这些经历,翁永曦感叹杜润生是“无山头却门生遍九州”。
杜润生曾说:“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可喜的是,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但没有出一个腐败分子。”他不会想到,若干年后,团队成员王岐山,还将成为中共打击贪腐的最高领导者。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