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辆“大飞轮”
2015年10月18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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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秋立
我小学二年级学会骑自行车,是用母亲的“大飞轮”,德国造。“文革”前在“委托店”即旧货商场,一百多块钱买的。那时“小飞轮”的车子并不多。大、小飞轮的区别在使用上,一个是倒闸,一个是手闸。我至今认为,大飞轮倒闸还是比较合理的,刹车靠制动中轴和后轴,不打滑。而小飞轮的线闸是控制车圈,如果急刹车,特别是前闸用力过猛,很容易把人甩出去。但大飞轮笨重,不能倒链,没有小飞轮大链盒倒链时哗啦啦的那般神气。
这辆德国造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处理掉。买的时候花100多块钱,骑了十多年又卖了130多块,觉得很合算。后来到聊城临清出差,看到那里有头有脸的人都千方百计弄辆德国造,收拾得甑明瓦亮,显得无比高贵,才感觉平时对我们家那辆德国造有点不公,卖得也亏了。
大飞轮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不那么风光了,小飞轮红遍泉城。有三大名牌:永久、凤凰和飞鸽。大链盒加转铃,哗啦啦一倒链,滴铃铃一串响,不仅时髦,也有身价。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是娶媳妇的三大件,而自行车居首。谁要想把媳妇娶回家,必须有辆小飞轮,而且都讲牌子和型号,特别是14型凤凰和13型永久,说是锰钢的,又轻巧又结实,更加体面。只是弄辆车子挺难,一要钱,二要票,三要工业券,一样都不能少。尤其是工业券,很难淘换。大概每人一年只有一张,而买辆自行车需要50多张,只能东家求、西家凑,毕竟娶媳妇是大事,邻居们都得搭把手。
后来我们家也有了辆小飞轮,杂牌子,是姑父给捎来的,北京产的“燕”牌,市面上很少见。但除了牌子不硬,其他功能都有,也挺有面儿。大学四年,骑着它来来回回。平时放在学校里,外地的同学出去办事都来借,出了不少力。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小飞轮已经相当普及。但我参加工作后,却又骑上了一辆大飞轮。不是那辆德国造,也不是青岛的名牌“大金鹿”,而是临沂大山里军工厂产的“泰山”牌,公家配的。说起“配车”的过程,有点不太好意思。我到单位报到后,见人人一辆公车,挺羡慕,骑自己的车子就觉得心理不平衡。于是,找了个机会,委婉地给领导申请。领导挠挠头,一边说这事难办,一边给我指了条路。说有一位伙计某某某调走了,带走单位的一辆公车,可以去要回来,要回来就归你。我觉着这事不大好,有些为难,但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到那人的单位,试试运气,要来则好,要不来就算。惴惴地进了人家的办公室,见了面,客气一番,说明来意,那人登时拉了脸,但可能看我是个无知小青年,怕事情闹大了不好看,还是把钥匙扔给了我。说起来那人算老实,换做别人,说不定一顿臭骂,我也没那个胆儿在人家办公室吵吵。
据说,那人一直对此耿耿于怀,不是冲我,是记恨我们领导。
从此,我就算有了公车。大飞轮,杂牌子,这些都掩不住“公车”的魅力,这是地道的公家人的待遇。就像现在,虽然坐辆帕萨特,但若是公车,在奔驰宝马跟前也不掉价。这车子虽不是名牌,但是军工造,质量杠杠的,骑了五六年,一点问题都没有。大飞轮,后座比较大,找了块纤维板安上,坐上去可就舒服多了。不仅办公事,也经常私用,一天到晚带着媳妇乱窜。一直到有了孩子,一家三口还整天出出进进。后来,作价三十块给了个人,免除了“公车私用”的嫌疑。
再怎么说大飞轮也是架子重、个子大,不如小飞轮灵便。我技术虽高,但有时也闹些笑话。有一次停车等着过路口,双腿没撑住,竟让怀孕八个多月的媳妇仰张在地上,幸亏肚里的孩子皮实,没酿成什么事故。最难忘的是一年冬天的晚上,下了大雪,骑车回家。路灯也不亮,到处漆黑,我对车技过于自信,蹬得飞快,不想车轮正好别在一个深深的冰辙里,一下子把我甩了出去。所幸街上没有汽车,没遇上大危险,只是摔得我直哼哼,屁股疼得站不起来。这时,有一个好心人打这路过,黑暗中,摸索着过来扶我,听我那动静,觉得熟悉,试探着问了句:“是小崔吗?”瓮声瓮气,我一听便乐了,这是黑脸膛的同事大老高,没想到这么巧,此情此景遇上了他。他赶紧扶我起来,坐上后座,他推着,黑灯瞎火,战战兢兢地一直把我送回了家。
那时年轻,屁股疼了一阵,并没伤着骨头。
(本文来自壹点号“老气横秋”,作者崔秋立,散文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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