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风中的雕像
2016年04月13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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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杰
一
我小时候,体弱多病,每年冬天总要患一场感冒。在上小学二年级的那年元旦前,因体育课上出了一身汗,风一吹,又感冒了。放学回家后,母亲将她的额头贴在我的额头上,烫得很。她赶忙请来村里那位姓张的先生,一量体温,接近40℃。吃了几天的阿司匹林药片,打了几天的庆大霉素,体温就是降不下来。母亲不停地向炕边的火盆里续着柴火,并给我盖上三床棉被,还冲上温瓶,可我还是冷得浑身发颤。姓张的先生说:“要赶紧托人去公社医院买青霉素,要不体温降不下来。”
父亲和队里的社员都在长埠岭上造大寨田,请不下假来。母亲就把我锁在家里,去公社医院找一位远房亲戚买药。
我躺在炕上,听见北风在屋外呼呼地吼叫着,风打在窗子上,就像是外面有人在用拳头猛烈地击打着窗棂。公社医院离我们村有十五里地,而且要跨过嬴水河,河上没有桥,母亲怎么过去?夏天时我们曾在老师的带领下,去公社驻地参加过批斗会,河里的水没到膝盖。
不知过了多久,我听见母亲在轻轻地叫我:“宏儿,醒醒。”
我努力睁开眼睛,看见那位姓张的医生又来了。我听见医生问母亲:“大婶子,你两条裤腿上怎么全是土呀?”
母亲说:“从嬴水河面上走,没想到一下子掉进冰窟窿里了,两条腿全陷在了里面,我爬上来,棉裤都湿透了。我从麦地里岔过去的,路近,尘土都粘在裤腿上了。”
我不住地哽咽着。母亲以为我是害怕打试验针的疼痛,抚摸着我的头说:“别怕,你大哥打针一点也不痛。”
二
透过教室窗子上的玻璃,我看到北风裹挟着鹅毛般的雪花在空中旋舞,杨树的光秃秃的枝条也在狂风中来来回回不停地摇动。教我们数学的一位女老师正在给我们讲“轴对称图形”。
突然,我听到有人在外面轻轻敲打教室的门。那声音很小,但还是使教室里一下子变得更加寂静。同学们都抬头向教室门口的方向看去。女老师放下手中的三角板,走下讲台,拿开顶住屋门的扫帚,打开门。风卷着雪花一下子涌进教室门口,我们都打了一个冷战。教室门口外面站着一个人——咦,怎么是我的母亲?她来干什么?
我听见母亲说:“老师,我儿子是在这个班吗?”
数学老师问清了姓名以后,说:“是。您有什么事吗?”
母亲说:“麻烦你把这书给他。今早他走得急忘了带,别误了用。”
说着,母亲从她棉袄的大衣襟里抽出一本书来递给了老师。母亲对老师说了声“麻烦你了”,就转身走进漫天狂舞的风雪中去了。老师关好教室的门,走到我的身边,把书轻轻放在我的课桌上。
那是恢复大中专招生考试的第二年。而今,近四十年过去了,那个寒冷的冬天里母亲留在那本书上的体温,却一直温暖着我。
三
师范毕业那年,我被分配到了莱芜市北部山区的一所山村小学任教。小山村离家有九十多里路,学校的条件很简陋,冬天,办公室用来取暖的是用砖坯支起来的土灶,烧的是无烟煤。
那年冬天的一个周末,吃了午饭以后,我就要回学校去。我推着自行车走出了家门,下了一个土坡,便骑上自行车沿着麦田间的道路向北走去。那一天的风可真大啊,我用力地蹬着自行车,可那自行车就好像有人在后面用力拽住并向后拉一样。那一天的风可真凉啊,吹在我的脸上就像用刀子割一样。我骑一会儿又推一会儿,艰难地向前走着。挂在自行车车把上的提包里,装着母亲为我炒的一瓶咸菜和十几个馒头,风一吹,那提包就直向我的膝盖上碰。我下了车,想将提包系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可是,就在我下了车不经意地回过头向村口的方向望去时,突然看见从村口跑出一个人来。那个人看见我,就一边跑一边挥动起了胳膊。那个人是在向我打招呼吗?空旷的田野上看不见一个人。那是谁?我一边系着提包,一边不时地侧过头去看看那个向我跑来的身影。那身影怎么像母亲呢?待我终于看清是母亲的时候,我急忙掉转自行车,迎向母亲骑去。
到了母亲跟前,我说:“这么冷的天,你跑出来,啥事?”
母亲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办公室里的炉子烧的是渣炭子(我们那里对无烟煤的称呼),晚上睡觉可千万敞开一扇窗子。”
我怔怔地看着母亲,在心里埋怨着她:你迎着这么大的寒风跑来追赶你的儿子,就是告诉他这一句话吗?如果不是我不经意地那么一回头,你会迎着这寒冷的北风一路去追赶我吗?
母亲看着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寒风吹在她的脸上,她的长发向后飞扬着。我看见刚过五十岁的母亲,头上竟有了那么多的白发。
多少年来,母亲那尊寒风中的雕像,一直伫立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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