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出惨痛的代价,陈金芳终于留在了北京
2016年04月13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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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白天,我还在学校看见了陈金芳,这时回想起来,她的脸和身上的确都格外脏,后背上还粘着黑乎乎的一块煤灰。这大概就是露天睡墙角的结果吧。
我随意拉了一段练习曲,便独自开门出去。母亲问我干吗去,我说擦琴弓的松香用完了,想到另一栋楼里一个练中提琴的孩子家借一块。
出了门,我沿着白杨树的林阴道一路向西,很快就看见了陈金芳一家人租住的那两间平房。果然有块玻璃被打碎了,屋里的灯光像橘子汽水一样泼出来,同时还有她们家人七嘴八舌的喊叫。因为激动,所有人说的都是湖南土话,我只能听懂个大意。她妈说陈金芳“翅膀没硬就想飞”,还说她“忘本”；她姐的话更实际一点,表示已经供她吃、供她穿好几年了,以后不想再供下去,“不养吃闲饭的”。
陈金芳针锋相对地反击,指出自己一直都在干活儿,何来吃闲饭一说?又表示留在北京,她也不住姐姐家了,“死就让我死到街上,反正你们也不是没把我轰出去过”。她越说越激动,同样的意思颠来倒去地重复了好几遍,最后干脆变成了尖厉的叫喊。那简直是泣血的哀号,虽然站在远处,我只能看见她颤抖不休的身影,但我猜想,她的表情一定是目眦欲裂的,甚至仿佛从嘴里长出了獠牙。
她喊得最响的一句话,是用普通话说的:“你们把我领到北京,为什么又让我走?为什么又让我走?”
这么喊的时候,她好像把体内所有的气一口喷出,随时都会晕倒在地。
而没过两秒钟,陈金芳就真的倒了。她姐姐抄起了一只擀面杖,像在食堂抡勺子一样抡起来,划了个完整的弧线,落到陈金芳的天灵盖上。
打完之后,她姐也傻了,擀面杖扑棱掉到地上。门外两个看热闹的邻居叫起来:“出人命啦!”而这时候,还是默不做声的许福龙比较冷静,他弯腰抱起陈金芳,撞开门,往医务室跑去。
一大群人沸反盈天地经过时,我不由自主地往旁边让了两步,同时看见陈金芳在她姐夫胳膊上起伏的身体弧线,看见她的胸脯大幅度地隆起、下降。我还看见黑红色的黏稠的液体顺着她的脖子流下来,稀稀拉拉地洒在地上。
此后的两天,在上学的路上,我都能看到陈金芳洒在水泥路面上的血迹。那些血滴还算新鲜的时候,被清晨的阳光照耀得颇为灿烂,远看像是开了一串星星点点的花,是迎国庆时大院儿门口摆放的“串儿红”。没过多久,血就干涸污浊了,被蚂蚁啃掉了,被车轮带走了。而那起家庭暴力事件的后果,则是陈金芳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终于留在了北京。她继续沉默着出现在学校里,被同学们排挤、欺负,也继续在暗夜里来到我窗下,听我拉琴。
但自始至终,我也没有隔窗与她说过一句话。
再后来,我们就毕业了。凭借小提琴这个特长,我被圆明园那边的一所重点中学招收,开始了平时住校,假期才回家的生活。作为“金帆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我有了许多相当正式的演出机会,参加过和国外学校合办的音乐夏令营,还跟不少“科教文卫”系统的头头脑脑握过手。我与陈金芳那拉琴和听琴的关系自然就此终止。那就像一个无关紧要的秘密,转眼就被当事人忘得干干净净。
在此后的日子里,我们仅仅见过屈指可数的几面。
记得有一次见她,是在高一结束,快上高二的时候。当时我刚参加完暑期的“全国青少年音乐联展”,带着一身海腥味儿从青岛回来。连着游了几天泳,再加上刚下火车,我疲倦得很,经过大院儿斜对面那一排小卖部的时候,一不留神踢倒了两个立在马路牙子上的啤酒瓶。
啤酒是半满的,洒了一地白沫,我赶紧弯腰把它们摆正,但为时已晚。两个穿着灯笼般的大肥裤子、脖子上挂着大串金属链子的野小子追了上来,他们骂骂咧咧地推搡我,问我“这事儿怎么办吧”。
那些孩子大都是从丰台来的,有的是职高的学生,还有的干脆辍学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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