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怀念“文化老人”杨绛
2016年05月28日 来源：
齐鲁晚报
【PDF版】
□刘悦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学问”本身,才是杨绛先生“安身立命”之道
杨绛先生去了。
在我们身处的时代,为什么要怀念如杨绛这般的“文化老人”?道理其实很简单。这些“文化老人”身上,如忏悔“文革”的巴金,如顺遂人世的启功,都有着与现时代格格不入的东西,我们都明知珍贵,但大多数人却真做不到,所以才倍感珍惜。
杨绛先生驾鹤西去后,果然又被“刷屏”了,但却违背了她生前本意:“如果去世,不想成为新闻。”君不见,多少网站主页上这条消息被排在前列,多少微信圈子里将这条消息广为传播,这无疑是一种有情的缅怀,但也是一种无情的消费。
大众们所期望见到的是什么?一个就是杨绛语录的“心灵鸡汤化”,杨绛的人生感悟几个小时内就被反复编辑推出；另一个则是杨绛的生平故事,特别是与钱钟书先生成为伉俪的故事,外加女儿又形成了“我们仨”的故事。
然而,我们怀念杨绛先生,并不是因为这些。就像我们怀念陈寅恪乃基于其深厚学问,而非仅仅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后者无疑是以前者为基础的,没有了学问岂能空谈思想自由?就像我们怀念金岳霖乃在于其在逻辑学的拓荒,而非在民间被津津乐道的为林徽因而终生不娶的故事。在怀念杨绛先生的新浪之中,恰恰是迷醉于其人生感言的人多,道说她的人生故事的更多,而论其学者少矣!殊不知,这“学问”本身,才是杨绛先生“安身立命”之道。
杨绛先生作为女人,作为学者,作为作家,她的一生是难以复制的:有着令人歆羡的家学渊源,有着海外游学的丰富经历,有着学富五车的学者丈夫,有过政治运动的惨痛苦难,有着翻译经典的专业造诣,有过文学成就的大众热捧……不过,杨先生始终保持着一颗淡泊之心,并有着一种女人的独特反抗意识:“在大的时代里,个人正如一叶扁舟,唯有随波逐流,偶尔的讽刺、同情,但人也只能平静地一步步走向坟墓而已。命运于此,并不是一个悲剧,不过是巨大的讽刺!”
总体观之,杨绛先生毕生的最大贡献,就在于翻译与写作,二者不仅在她那里得以并举,而且相互之间亦是互动的。她自己编选《杨绛文集》时在卷首就表明:“全部文章,经整理,去掉了一部分,把留下的部分分门别类。一半是翻译,一半是创作。创作包括戏剧、小说和散文。”杨绛先生深知自己的贡献所在。
翻译“流浪汉小说”,挑战最繁复的小说翻译
翻译上的成就,大家总是言必称伟大名著《堂吉诃德》。她的确把一部西班牙语经典,翻译成为另一部“汉语的经典”。大翻译家朱光潜先生曾把翻译区分为散文(小说)翻译、诗歌翻译和理论翻译,当他的学生私下问他整个中国谁翻译最好时,他曾说散文杨绛译得最好。这大概指的是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杨绛译《1939年以来英国的散文作品》那个经典选本。但后来,杨绛先生取得更大成就的乃是小说翻译,说得更具体些,其实就是所谓“流浪汉小说”翻译。因为即使《堂吉诃德》这样的反骑士的骑士小说,也被归入流浪汉小说的大门类。
其实,杨绛先生乃是挑战了最繁复的小说翻译,因为流浪汉小说往往在语言上枝蔓横生,在未定型阶段如此,即使到了成熟时期也是。在文学史上,无名氏的《小癞子》开启了流浪汉小说之先河,杨绛先生的小说翻译就是从这本“小说鼻祖”开始的。从她的翻译过程足见一位译者的认真与执著,因为她最初是从英文转译的,后来又改从法文转译,1950年平明出版社出版的就是从法文来的译本。两年后又开始重新修订,直到1976年又据富尔歇·台尔博斯克校订的1958年版西班牙原文重译,197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从西班牙文来的译本。但杨绛先生自己还不满意,1983年她又根据何塞·米盖尔·加索·贡萨雷斯的校注本,也就是1982年的新版重译了《小癞子》。
在翻译完成《小癞子》之后,在动手试译《堂吉诃德》这部鸿篇巨制之前,杨绛先生还翻译了法国流浪汉小说的代表作《吉尔·布拉斯》。从这部作品开始,小说不再依附于历史,地位也超过了历史,所以翻译它极具文学史价值。翻译家董衡巽先生曾对杨绛对该小说之译文有着高度评价——“她不是用一般语言干巴巴地在作线条式的翻译,而是用符合原作精神的色彩绚烂的文学语言去临摹一幅原画,所得到的自然是一件有血有肉的丰满的艺术品。其效果仿佛原作者在用汉语写作,而对翻译者来说,则如同自己在进行艺术创作。”
文学创作从女性视角出发,对历史“冷眼”静观与审视
关于文学创作,杨绛先生尽管民国时期就因文学而小有名气,但更重要的创作还是在“文革”之后。这就与钱钟书先生恰好相反,因为后来忙于《管锥编》的撰写及其他理由,新和国成立后的钱钟书弃小说创作而主攻学术,而杨绛先生在翻译与研究的同时,却开始了大量的文学创作。
我始终觉得,丈夫先写的《围城》与妻子后写的《洗澡》,这一男一女的知识分子视角,这一民国一运动的历史社会语境,本是可以阴阳互补的。作为社科院经历过“滚泥巴”的学者们,大都与杨绛先生有着近似的“文革”经历,然而,却鲜有学人用文学的方式将这段记忆复现出来,杨绛的《干校六记》则为大家记载这段小史。于是乎,在看过1988年创作的《洗澡》还有其他作品之后,有人认为这部小说对政治运动太过“轻描淡写”了,与巴金的《随想录》相比,甚至有点“太过轻松”了。但果真如此吗?
经历过政治运动的学者,除了那些不倒的当权派外,大都面临了“尊严扫地”的窘境。然而,杨绛先生在回忆这段历史并进行文学加工的时候,却恰恰采取了某种超然的姿态,这就不同于一般“文革反思文学”的立场。
在此,我想给出三点辩护。第一,女性视角:杨绛的运动叙事始终是从女性眼光出发,从小事小节说起,那种宠辱不惊的淡定也是女性化的；第二,反讽视角:这大概也是对《围城》语言风格的某种模仿与因袭,因为独善其身也就相对安静,这并非体现了“时刻的自保意识和隐秘的利己主义”；第三,历史视角:与当年政治运动的“其人其事”拉开了一定历史距离的时候,就会从小说的维度对历史有着更“冷眼”的静观与审视。
杨绛先生的女性文学创作,始终有种与历史的某种“错位”。在民国时代,上海沦陷时,她写的却是世态喜剧,内战爆发后,她则改写小人物的灵魂挣扎。钱钟书的《围城》也是如此,所以才会在“文革”年代之后被“再次阅读”。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伤痕文学已过时之际,杨绛却拿起笔来重写那段创伤的历史。还真是没想到,这次的写作,居然从边缘走向了中心,但当人们拿它与主流文学比照时,它就愈发显得那么冷刻与孤立,但这也构成了杨绛文学创作的基本特质。正如李健吾先生早就指明的:“杨绛不是那种发扬踔厉的作家,正相反,她有缄默的智慧”,而这种缄默,也塑造了这位女性作家的韧性与力量。
在纪念杨绛先生这位“文化老人”的时候,我们所要记住的,不仅仅是这个人,这个人身上所具有的这个时代所不具有的高贵品质,而且,也要记住她的书,因为她所有的书,就形成了“她的传记”——这是一位“精神贵族”留给我们的个人历史,而这私人史,恰恰体现了这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文化高度!
杨绛先生有句话,近期被广为流传——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其实,这句话来自于她翻译英国诗人兰德的那首名诗,据说乃是诗人74岁生日(1849年)所作。杨绛先生独喜这首小诗,并拿它作为晚年的散文集《杨绛散文》的卷首题词。
究其实质,诗人在这首诗当中,思虑乃是生死大问题,一个文人虽然走了,但是她的生命,却从每个阅读她文字的人那里得以开始,就以这首小诗来结束此刻的缅怀: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