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六记》,三联书店1981年出版,封面由丁聪设计。
杨先生说:“干校回来,我很感慨,想记下点干校的事。《干校六记》是从干校回来八年后才写的,是读了《浮生六记》才决心写的。我的题目和六记都照《浮生六记》的样。我是费了好大一番心思写成的,自信这部《六记》,超出我以前的作品,所以,我动笔前告诉钟书,我要写一篇《干校六记》,他泼冷水说:‘写什么《六记》!’他说没用,我还是把我想好的写了出来。我写完后给他过目,他不声不响,立即为我写了一篇‘小引’,我就知道他这回是真的觉得好,不是敷衍。平时他矢口否认敷衍,我总不大相信,因为他经常敷衍人,我对他的称赞都不相信了。他对我请看文章,总很为难。他若说我好,我不信；如果文章不好,他批评不好,又怕伤我。
“这部《六记》当时在大陆不好出,就托三联的范用帮助将稿寄香港,范用看了喜爱得不肯寄出,他自己又不敢用。后来香港《广角镜》的李国强给他来电报说,‘你再不寄,我就专程飞到北京来取稿’。范用只好寄出稿子,李国强亲自下印厂,一星期内就出版了。
“《干校六记》,若不是胡乔木同志开绿灯,不会出版的。他不知怎么看到了,就叫邓绍基传话给文学研究所许觉民,说这本书大陆上也该出。同时,在领导人宴请赵元任的会上,又对赴宴的钟书如此说,并说了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
(摘自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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