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交通拥堵严重,是全球交通事故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资料片)
最近,英国广播公司刊登了一篇对印度“拯救生命基金会”创始人皮沃什·特瓦利的采访。特瓦利说,他创建基金会的初衷始于10年前。那一年,他17岁的表弟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车撞倒,很多人从他身边走过,却没人停下来帮忙,最终“他就在路边流血而死”。此后,特瓦利成立了这个致力于道路安全的公共游说组织,希望人们能勇于上前帮助那些在车祸中受伤的人。
2013年,印度男子坎哈亚·拉尔骑摩托车载着妻子、儿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女儿驶在路上时,被一辆卡车撞倒。卡车司机逃逸,坎哈亚和儿子向路人求助,可视频监控显示,很多人从他们身边经过,却没人伸出援手。后来,几位路过的摩托车车手和警察提供了帮助,但为时已晚,坎哈亚的妻子和女儿已停止了呼吸。这次事件当时在印度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有媒体评论称,“公众的冷漠‘再创新低’”,更有甚者表示:“人性在这天彻底沦丧。”
与媒体的态度不同,特瓦利试图从制度层面探讨原因。在他看来,过路人选择“不救”,不是缺乏同情心,而是因为“整个体系不利于人们帮助车祸受害人”。首先,如果你上前帮忙,警察会先怀疑你就是肇事者；即使洗脱了嫌疑,也可能在车祸立案后作为目击证人出庭,而印度的诉讼程序是出了名的“又臭又长”——很明显,谁也不想被牵扯进这么一场本来与自己无关的官司。另外还有一点顾虑:人们担心把伤者送进医院后,医疗费会被算在自己头上。因此,201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74%的人不愿救助车祸受害人,无论是单独帮忙还是和其他人一起。
“在一个应急机制正常运行的国家,过路人只需帮忙打个电话叫救护车,尽最大努力第一时间提供急救,安慰伤者就可以了；而在印度,救护车很少,到得慢不说,有时车上的装备都不齐全。这种情况下,没几个人愿意当‘好人’。”特瓦利说。
去年,“拯救生命基金会”向印度最高法院提出诉讼,并促使其颁布了一系列“指导性条款”,克服对“救不救”形成阻碍的因素。这些条款包括:允许人们匿名叫救护车；在警察调查车祸时,对帮忙救助的路人提供刑事责任豁免权；禁止医院向把伤者送来的路人收费。
这几项看似逐条解决了人们顾虑,但就在颁布后两个月,德里就又出了“见死不救”的事:20岁的大学生维奈在骑车时被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碾过,汽车司机逃逸,维奈躺在地上,却无人上前帮忙——他就这么死在了车祸现场。事后,维奈的母亲调取了监控录像:“他们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她啜泣着,“如果有人帮忙,我的儿子可能就不会死。”
谢利吉斯·德兰今年1月体验了一把在印度“救人”的过程。他在印度西部城市普纳帮了一位倒在路边的老人,当时很多人围观,只有德兰把老人抱进自己的车里送往医院。到医院后,医护人员没有先抢救伤者,而是给了德兰一堆表格,他花了3小时才填完。“他们(医护人员)问,你是家属吗?我说‘不是’后,他们什么也没做。”德兰说,“他们在等确定能付医药费的人,宝贵的急救时间就这样被浪费了。”最终,老人因伤势过重去世。
无论是“扶不扶”还是“救不救”,说到底都是在当前社会规则或制度下人性的一小块投影:在完善的社会体系下,人性善良的一面会使他们对需要帮助的人施以援手；而当面临繁琐与不确定的社会规则时,人性自私的一面会使他们首先选择自保与规避麻烦。今年3月,印度最高法院将上述三条“指导性条款”转为强制规定,但想让路人“想救”并“敢救”,依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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