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创意者、有着三十余年编辑生涯、从实习编辑直到《萌芽》杂志社执行主编的作家李其纲。自1999年新概念作文大赛兴起以来,李其纲近二十年一直担任大赛总干事,新概念林林总总的大小故事都在作者的记忆中。本文为李其纲新著《新概念作文大赛历史》第一章
邹静之兄,那时他还没写《康熙微服私访记》,那时他是个诗人,诗评家,写弗罗斯特的“停橇在雪原边上”。我们一块到浙江五泄去,在小酒馆里见他用青花瓷的碗喝白酒,唱声震屋顶的《三套车》。他给我的刺激不是他的酒,他的歌,而是他对女儿的担心。他说,他的会写“圆珠笔在纸上跳舞”的女儿,在应试教育的重压下,再也写不出那样的句子了。隔了几十年的时光,我依然记得他女儿当年的句子。
我的儿子那时在念小学,也会写很漂亮的句子:我的床头是个好兵帅克站岗一般的闹钟,每天早上,好兵帅克冲锋号一般的闹铃声将我闹醒。我得去读书,去打仗了。
和邹静之的女儿一样,儿子这样的句子也得不到语文老师的表扬。我们都辅导不了孩子们的语文。
差不多也是这样的时候,作家王蒙也辅导不了他的孙子的语文。
他的孙子拿回来这样的语文习题让王蒙做。题型是选择题。在下面的三句陈述句中,只有一题是正确的,请在正确的那道题下打钩:1.窗外,有一棵树；2.有一棵树在窗外；3.在窗外,有一棵树。
王蒙琢磨了半天,打不了那个钩。
王蒙打不了的那个钩,1998年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也打不了。他写了篇文章,叫《我感到生命窒息》。这篇文章是钱理群研究了1998年语文高考试卷后写的。他说:读完试卷,非常吃力。首先是弄懂题目要求就费了很大的劲,有的至今也没有弄得太清楚……标准化考题,形成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要把我的思维强行纳入某一固定的、不可置疑的、刚性的模式中,进而控制我的心灵。我感觉到生命窒息,陷入了莫名的恐惧与痛苦之中。
而这种痛苦与恐惧,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那儿,则以另一种形式展现出来。大一新生进来了。在刚刚过去的暑假,这些学生刚刚把中学的教科书、作业本撕成碎片,或抛撒,或践踏,以发泄某种情绪。但大学的教授们知道,有一些东西是无法把它撕成碎片,然后完事的。这些东西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思维的方式和形态。因而,教授们首先要对大一的学生所做的就是消“磁”或消“毒”,纠正学生们在中学形成的套路。比如,他们看文学作品的方式。由于高考指挥棒的原因,中学生们的阅读面普遍狭窄。除了教材,大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和套子,无论写什么文体,几十个人都差不多,有时连语调都是一样的,完全没有个性。
北京大学的曹文轩教授则把这个模式称为“杨朔散文的思路”:先见物,再抒情,最后升华出一个主题。在曹文轩教授看来,这种模式的联想和所谓的“升华”,往往是低级的、概念化的,见到蜡烛就想起老师,见到蜜蜂就想到辛勤的劳动,这些都是简单的感应世界的方式。又有哪一个老师会想到罗布—格列耶对于“物”在比喻世界被沾染上浓厚的意义积垢所发出的愤慨之情呢?物存在着,无比丰富地存在着,它及它们不应该是某个观念的附庸。
在1998年夏天,正是“圆珠笔在纸上跳舞”、“好兵帅克冲锋号一般的闹铃声”这些美妙句子的消失,正是王蒙孙子的语文试题,正是骆玉明、林丹娅、曹文轩们的忧思,构成围棋术语中的“势”。在这样的厚“势”之下,总会有一些故事发生,总会有一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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